在發展經濟學領域，已有的可持續增長研究主要采用新古典增長的經濟學工具，但新古典增長理論假定對經濟制度的個人偏好都是既定的，總量生產函數具有穩定的形式，生產率被假定為按外生的不變比率增長，對經濟增長起決定作用的技術變化因素在新古典增長理論中不可避免地被排除在經濟分析之外。

    新經濟增長理論將技術進步視為經濟增長的內生變量，認為技術進步是經濟增長的決定性因素，但該理論的缺陷在于它忽視了資源約束、環境污染和安全危害對技術進步和經濟增長的影響。作為生產力源泉之一的科學技術可以從經濟增長的外生變量轉化為內生變量，那么作為生產力另一源泉的環境也可以從經濟增長的外生變量轉化為內生變量，或者包含到技術中去，賦予技術新的內涵。把環境作為生產要素的一個因素與其他生產要素進行組合，環境就具有了更新自身的經濟基礎，得以維持物資和能量的循環。從而可以構造出一個新的經濟增長方式：知識生態型經濟增長方式。 

　　由于我省紡織業的發展模式囿于粗放型或集約型的增長方式，其特點是只在孤立的經濟體系內，主要從經濟目標來衡量生產發展和社會進步的成果。而知識生態型經濟增長方式是一種將經濟效益與環境生態效益自覺地結合在一起的新型經濟增長方式，把環境作為經濟增長的內生變量，從而兼顧了經濟增長與環境和安全，使經濟、社會的可持續發展有了可靠的保證，也是我省紡織品發展的必然選擇。紡織業的增長方式的轉變，從短期來看，將有利于我省紡織業在國內外市場上創造出新的優勢；從長期來看，將更有利于實現社會總效益的最大化，也就是說，紡織業的發展不能破壞"代內公平"，也不能破壞"代際公平"。在這發展模式轉變過程中，政府和企業的作用都至關重要。 

　　政府：安排制度，規劃產業 

　　建立有效率的綠色紡織品市場。綠色市場經濟也是一種"公共物品"。作為一種制度安排，它的運行不會在自發交易中形成；即使形成之后，也無法保證人們在交易中會遵守市場的運行規則。只有作為公共權威機構的政府才有能力將綠色市場經濟的運行規則強加給社會。由此可見，市場與政府的關系并不是"零和"關系。在紡織業向生態型增長轉變過程中，不僅會出現"市場失靈"的情形，還會出現"市場失缺"的問題。《世界銀行1992年發展報告》強調指出："經濟靠市場，環保靠政府"。政府的干預主要是提供制度或激勵性的"制度安排"。 

　　紡織企業對環境和安全的所作所為，如果沒有經過交易方式反映出來，就會表現為某種外在于市場的效應。經濟活動的外部性產生了但沒有反映社會成本和未來成本，價格也不能真正反映使用環境資源的社會邊際成本。戴維·皮爾斯等人對發達國家用市場機制解決污染外部性作了詳細的分析發現，市場手段是控制環境污染的一個頗具吸引力的方法，這主要是由于通過基于市場的刺激手段達標比通過命令和控制產權達標所花的控制成本更少。市場手段主要是征收環境污染附加稅（庇古稅）和排污權交易許可。庇古稅使企業承擔治理污染的成本，這就把外部效應內部化了。排污權許可證交易減少了政府征收污染稅和實行污染管制的成本，使治理環境從行政手段擴展到市場手段。其次從立法角度對紡織企業的經濟活動進行規范，對促進環境和安全的生產活動進行鼓勵，通過財政補貼、稅收減免、低息貸款等措施促進企業自覺保護環境和安全，從而保護了成本內部化有效率的紡織企業，使它免于同不考慮或較少考慮環境保護的低成本的企業的不公平競爭。此外,還可以制定綠色紡織服裝標準化體系并完善為法律或技術法規，如《綠色生產法》等，使生態標準得以強制執行，從而規范企業綠色紡織品市場的準入條件。

　　實施紡織品的生態產業政策。市場本身無法決定什么是產業發展的戰略重點，也無法促進產業結構朝既定方向變化。A·Amsde和Y·R·Nade認為，只要產業政策運用得當，比較優勢是可以創造出來的。隨著綠色觀念的深入人心，消費者的需求正在創造一個巨大的綠色紡織品市場。綠色紡織品的需求時滯很小，率先進行環保創新的浙江紡織業，在國內外市場上能夠獲得巨大的利益，贏得先行優勢。如果說改革開放的20年，我省紡織業發展的主題是"高速增長"，那么，未來十幾年乃至幾十年，發展的主題將是"生態增長"或"綠色增長"。生態增長的紡織產業政策核心在于將各種產品資源消耗、環境影響作為我省紡織業發展優先序列的重要參考，鼓勵質量效益型、資源節約型和對環境無害或有益的產品發展，同時嚴格限制乃至禁止能源消耗高、資源浪費大、污染嚴重的產品發展，取消對資源密集型產品的扶持和保護，大力扶持綠色紡織品發展，并把它列入優先發展行列，促進紡織產業生態化，逐步形成新的比較優勢--綠色優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