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絲綢之路咽喉要地的敦煌，為今天留下了極為豐富的絲綢等紡織品——中西交流的歷史文物。敦煌石窟藝術也是如此，在壁畫、彩塑中，無論是天國的諸神還是人間的眾生，他們的衣冠服飾都是古代社會中人們衣著的再現。其中屬于神的服飾就有佛陀、菩薩、天王、力士服飾；屬于人的服飾主要有帝王、官吏、婦女、舞樂、庶民百姓等幾種。這些服飾又因不同的國家、民族而各具特色。

　　它們如實地表現了千年間十余個朝代各國、各民族、各階層不同身份的世俗人的穿戴。如莫高窟第220窟（初唐）、榆林窟第35窟（五代）等壁畫中的帝王像、莫高窟第98窟（五代）于闐國王李圣天供養像（頭戴七星冕旒，身著日月山川等十二章的龍袍）都是高級絲綢制做的皇帝袍服。第130窟（盛唐）晉昌郡太守墨離使樂廷瓖的軟裹、襕衫、烏鞋以及王氏夫人等的衣著；第61窟（五代）戴鳳案都來源于當時中西交流中絲綢的圖案紋飾和當時人們的衣冠服飾及其紡織品。而這些紡織品不但繼承和發展了我國古代各個時期的織錦工藝技術、印染技術，而且吸收了西方絲綢紡織的技術和風格。

　　莫高窟五代98窟北壁的《華嚴經變》中繪了一輛紡車和一架織機，五代6窟的同類壁畫中也繪了一輛紡車。據專家考證，這種紡車屬于多繀紡車范疇，即我國元代以前使用的三繀紡車。我國古代的多繀紡車，有腳踏式和手搖式兩種。前者見于史書記載，手搖式的僅在北京故宮博物院收藏的一幅金代的《紡車圖》中有所反映。敦煌壁畫中的兩架紡車，沒畫腳木，可能和故宮那幅相同，也是手搖式的（操作時，可以一人獨自從事，也可二人配合）。但其繪成時間，則遠較故宮那幅畫為早，很可能是現存有關這種紡車的最早資料。元代465窟《藏密》壁畫中不僅繪有捻線師用手工捻毛線，而且還有織布師用腰掛坐織機織布的畫面。

　　敦煌壁畫中紡織圖案及其工具形象資料和絲綢紡織品實物，對處于絲綢之路咽喉要道的敦煌來說，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