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裝是一種記憶，也是一種語言，它的變化以非文本的方式記錄著社會政治、經濟及文化的變遷。而國人通過對中國服飾的回歸與找尋，也試圖由此尋找回失落的自我和身份

　　2006年中秋前夕，天津古文化街出現了30名身穿古代服裝、佩戴古代飾物的年輕人。隊伍由兩名手中分別舉著“衣正華夏”“月滿中秋”紅幡的小伙子帶領，緩緩地向古文化街行進。每到設有牌坊的地方，隊伍便停下，一名帶隊男子走出隊伍，模仿古人做各種參拜的姿勢，施禮完畢后，隊伍繼續前行。整個過程歷經一個多小時。

　　此舉既非拍戲，也不是游戲，而是由某網站發起的“穿漢服、行古禮、過傳統節日”活動，目的是為了“宣傳漢服”。這個類似行為藝術的行動，引起周圍行人紛紛駐足。

　　“漢服熱”背后的身份焦慮

　　關于“漢服運動”，是這幾年來不算新鮮的話題，本刊曾就此做過專題報道。此前，新加坡《聯合早報》報道，2003年的11月22日，一個叫王樂天的電力工人身穿漢服走在鄭州的街頭，這是見諸報道的中國現代第一位穿“漢服”示眾的人。之后，北京、上海、深圳、廣州、長沙、成都等地都出現不同程度的響應者。

　　這些行動者認為，“華夏復興，衣冠先行”，復興漢服，是為了“重建民族自尊、尋回民族自豪、復興華夏文化、重塑中華文明”。

　　 事實上，在歷史上由于歷朝都講究“改正朔，易服色”，因此從秦漢開始到滿清結束，在三千年的王朝更替過程中，作為政治地位和社會等級的象征，統治者都會對各階層的標準服飾作出自己的規定。這也是作為中國社會主體的漢族，始終沒有一套嚴格意義上流傳下來的民族服飾的原因。

　　盡管圍繞著“漢服”是否能代表中國人的服裝、是否僅是形式主義、以及“漢服運動”背后的商業動機等等，各方爭論不下，但有一點各爭論方基本認同，即“服裝是人的第二張皮膚，人類通過服裝系統來提升對民族文化的認知以及自身身份的認同和自信。這樣的行為也是青年人的一種民族文化的自覺。越是在全球化的狀態下，越是需要民族身份認同和身份辨異。”——復旦大學歷史系教授顧曉鳴向《中國新聞周刊》如此解讀“漢服熱”。

　　20多年來的改革開放確實給中國帶來了一個新的時代，觀念的更新，文化的繁榮，經濟的高速發展……我們幾乎是不假思索地迎了上去。而服裝，作為個體最直觀的標識，它的變更速度和程度很能夠體現這種變化之徹底：從西服、運動裝、喇叭褲、蘿卜褲、牛仔褲、高跟鞋……跟進世界流行時尚成為一種新的價值觀，深入到許多人的日常生活中。在這個過程中，惟獨丟棄了我們自己的傳統服飾文化。

　　特殊時代的集體迷失

　　服裝是一種記憶，也是一種語言，它的變化以非文本的方式記錄著社會政治、經濟及文化的變遷。要通過服裝找回迷失的自我，不妨先了解一下我們是如何在服裝的變遷中逐漸迷失的。來看看，在服飾中為什么我們將傳統放棄得如此徹底？

　　早在1929年，中華民國定都南京之后，是年的4月16日曾公布了《服制條例》，對男女禮服、制服做出規定。

　　按照規定，男性禮服有三種，一是藍色長袍，齊領，前襟右掩，袍長至足踝上2寸；二是黑褂，對襟長至腹，齊領；三是改良中山裝，不翻領，僅有三個暗袋。女性禮服有兩種，一是藍色長袍，齊領，前襟右掩，長至膝與踝的中點;二是襖與裙，襖為藍色，長僅過腰，袖長剛過肘，裙為黑色，長及足踝。

　　男女的鞋子均規定為黑色，質料不限。男子的禮帽，規定冬黑夏白。

　　以上服飾為國家正式禮服標準。

　　我們現在看老照片，民國人物穿的衣服，幾乎都是按照這個標準。而從國外的影視作品來看，人們對那個時代中國形象的認同，除了黃皮膚黑頭發外，這種服飾也算得上一個標志。

　　而這也是中國最后一個國家關于禮服制服的統一規定。新中國成立后，再沒有規定過制服。由于毛澤東一生堅持只穿中山裝，于是不經意間，中山裝、列寧裝幾乎成了那個時代中國的國服。

　　北京服裝學院研究服裝史的教授袁仄還記得，列寧裝通常是灰顏色的，雙排扣，有一個腰帶，男女都穿。干部進城之后把它帶到城里，這也成為新中國成立早期的一個人們表示進步的穿戴，后來成為女性專用服裝。“我那時三歲左右，和兩個哥哥全部穿著列寧裝，特別好玩。”“服裝代表了社會的導向。雖然這種服裝并不時尚也不華麗，卻代表了一個新的時代的開始。當時很多要求進步、要求改造的人們都穿上這樣的服裝。”

　　事實上，正是從解放后開始，這種服裝政治化、隨大流的趨勢，在大家經濟能力和思維眼界都極其困窘的情形下，已逐漸變成一種集體無意識，并愈演愈烈，直至文革期間，發展到了登峰造極。

　　那時，紅衛兵小將穿的洗舊的軍裝成為最時髦的服裝樣式。當時人們對著裝有個“老三樣、老三色”的說法。“老三樣”就是干部裝、中山裝、人民裝。“老三色”就是藍色、灰色、黑色。這是個很固定的說法，足見那個時代灰暗統一的服裝背后，人們的精神氣質單調壓抑到何種程度。

　　現代服裝幾近被西服徹底摧垮

　　改革開放后，中山裝成了左派、保守的標志，西裝則成了開放的標志。

　　其實西服、皮鞋的流行，在上世紀二三十年代就在中國風靡過一陣子，推動這場對長袍馬褂變革的，是被清政府派到海外學習科學技術的留學生與一批留日回國的革命黨人。他們還發起“剪發易服”運動，以此表明與過去的“腐朽”決裂的決心，和積極與西方先進文明接軌的態度——這和今天的“漢服運動”有著奇妙的歷史對應。

　　這次服裝變革運動，結束了中國“沒有時裝的時代”，也給中國帶來了前所未有的自我意識的蘇醒。

　　有意思的是，時隔半個世紀，中國歷史上真正個性釋放、解放思想時代的表征，還是以穿西服為標志開始的。

　　北京服裝學院教授袁仄回憶說，70年代末期，中央非常重視民眾的思想解放，當時的服裝歸輕工業部管，部長就倡導大家穿得新潮一點。“他自己率先穿上了西裝。當最高領導人穿了西裝以后，很快成為神州大地的一個熱點。當時鋪天蓋地的人都穿上了西裝。報紙上也介紹很多怎么樣穿西裝怎么樣打領帶的常識。”“西裝熱的程度就是大家紛紛地買西裝，甚至農民工上工地都穿著西裝。”

　　思想解放了，服裝的政治性也減弱了，為什么人們選擇服裝還是不由自主地隨大流？那是因為經過了10年的動亂之后，在80年代到90年代初期，人們想穿好看的衣服，也急于要擺脫掉長久的壓抑來表達個性，卻又不知道該穿什么。雖然開放搞活了，可那時人們對穿什么衣服仍然非常迷茫和無知。

　　此時，大家都模仿一些影片里人物的穿衣打扮。比如美國的電視劇里有人戴了個墨鏡，大家都覺得好看，從此蛤蟆鏡開始流行；后來喇叭褲、鄧麗君的歌曲等等原本體現個性化的元素，都是在這樣集體追隨中風靡整個中國的。

　　這種自我找尋和自我改造方式的盲目性與統一性，不僅發生在國內，體現在出國人員身上尤甚。

　　凡是在上世紀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期間出國的人，都會有這樣極為類似的體驗:那時基本都是公派出國，單位根據出訪國家的情況，會給一筆額外的活動費用，其中必有的一個費用就是服裝費——說白了，就是買西裝、領帶、皮鞋的錢。仿佛每一個人一出了國門就成了中國的代表，在外面時要處處小心，生怕丟中國人的臉。即使到旅游景點參觀游覽，也要梳妝打扮一番。由于服裝過于正式、統一，往往在人群中很容易“突顯”中國人的身份。

　　那時候出國的人拍回的照片也都是一個模樣：在某個著名旅游景點，人頭攢動，照片中人夾著公文包，穿著西服（往往袖口還帶著商標），站在有標牌的景區大門口，表情嚴肅不茍言笑。

　　中國人出國時的這種造型，甚至在很長時間里成為外國人調侃中國人形象的一個典型性特征。而在昂貴（或者便宜）西服的掩蓋下，藏著的卻是一顆有些自卑而脆弱的內心。

　　近代西方文化的強勢，表現在服裝上，便是西洋服裝在西方及世界其他地區，都毫無疑問處于服裝文化的領導地位。而接受這一引導最徹底的，非中國人莫屬——今天的中國人，除一些少數民族地區外，“正裝”九成以上為西服。

　　建國至今50多年的中國現代服裝發展過程，正是國人放棄傳統最徹底的時期。

　　如何找回中國的文化自信

　　美國學者亨廷頓在《文明的沖突》一書中指出，“現代化并不一定意味著西方化。非西方社會在沒有放棄它們自己的文化和全盤采用西方價值、體制和實踐的前提下，能夠實現并已經實現了現代化。”事實上，任何一個具有悠久歷史和輝煌古代文化的民族，都應該也有能力拒絕這種單一文化帶來的災難性后果。

　　上世紀20年代，孫中山在西服盛行的情形下，吸收了西服輕便得體的優點，再參考日本學生的校服，授意中興會的成員黃隆生創制出獨具特色的便服，這就是之后人們所說的“中山裝”。這個款式也成為今天中式服裝設計里最基本的參照標準。

　　而發生在近幾年的“漢服運動”，也是一些年輕人找尋已經迷失的民族身份的一個嘗試。這樣的身份表達，也越來越多有意識地出現在不同的國際事務場合。

　　2000年在上海召開的APEC會議上，組委會給各國領導人穿上了唐裝，來顯示主辦地是在中國，由此還帶起了中國的唐裝熱——這種已改良的唐裝與傳統的中式服裝基本一樣，只是把原來的岔肩袖的式樣改了，多了些時尚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