變相“炒人”幾時休

    日前在珠三角地區的東莞、深圳等地采訪時了解到，與此前一度刮起的直接“炒人”風相比，一些企業為了達到“減員、規避風險”的目的，裁人手段更加隱蔽。一些工齡長、年齡大、工資高、“不聽話”的員工在企業所謂“業務發展需要，調整崗位”等名義下，被重新安排到“不愿干、干不了”的崗位上，迫使員工“自愿”離開。

    變相“炒人”手段隱蔽，花樣翻新

    日前在東莞市塘廈鎮、長安鎮、常平鎮，深圳市沙井鎮等地，實際調查并切身感受了一樁樁變相“炒人”事件。

    手段一：將“年齡大、工齡長”的員工放到本人“干不了”的崗位上。現年53歲的湖北黃岡人熊新元，1995年進入東莞一家窗簾制品有限公司，12年工齡。他說：“隨著年齡增大，近年來我腰椎經常疼痛，但一直在廚房工作還能吃得消，可是最近工廠以‘業務發展’為由，突然調整我去拆木頭，完全靠體力干活，根本干不了。我多次反映，企業的觀點是‘干不了，就走人’。”

    手段二：通過派遣公司卸包袱。一些企業為了避免與勞動者產生無固定期限合同，在合同到期后不與員工續簽合同，將他們交給勞務派遣公司或下屬一些資產弱的公司，然后再挑一些認為可用的員工外聘回來繼續原來的工作。在這種新的勞務關系下，用工單位只要支付報酬給勞務派遣公司，由對方給工人發工資，其余什么都不管。這樣勞動者永遠無法與企業簽訂無固定期限合同。而很多勞務派遣公司很不規范，有的就是一個十足的皮包公司。

    手段三：將“不聽話”的員工放到“不愿干”的崗位上。龐衛峰是一名車工，2006年2月到東莞一窗簾制品有限公司工作。不久前，因為不滿公司長期加班而投訴，引得公司不滿。從此，他在短短的一個月之內被“調整”了三個部門，而且幾乎全是最臟最累的活。無奈，龐衛峰只好自己提出“自愿”離開。

    手段四：工廠轉移地方。從重慶市到東莞打工的艾世兵，1993年8月進入東莞鳳崗鎮一電子廠。2006年，工廠將大部分搬遷到清遠鎮，只留下一小部分業務在鳳崗鎮。因為業務少，公司采取降低工資，上班不開風扇等辦法“軟折磨”員工。在此情況下，有的受不了離開了，有的想隨新廠轉移，但因為新廠已更名，并變換了股東和法人，加之企業要求合同從零開始，很多員工不想耗下去，也只好自動離開。

    手段五：宣布工廠停產倒閉。去年10月24日，位于東莞市東城區的常登鞋業有限公司在廠內貼出公告，宣布該工廠12月20日停止經營，盡管工廠給3500多名員工一定程度補償，但這些工人最終就這樣被解雇了。

    手段六：將公司一些高管職工降職。來自重慶的邵正華，2003年起擔任番禺一玩具廠噴油部負責人。作為公司一名高層主管，他管理800多名職工。2006年6月，公司要求員工簽合同，由于該公司此前一直未簽合同，所以邵正華等人拒簽。很快他從主管的崗位被調整為普通員工。

    手段七：不讓員工加班。東莞市長安渝開法律咨詢服務部的鄧代福說，最近他接了多起勞動糾紛案件，當事人投訴的原因如出一轍，每天只讓其工作8小時，不讓加班。“外出打工，盡管不希望長時間加班，但是對于很多月收入不到千元的打工者而言，還是希望適當加班多掙點錢，這種看似很規范的做法，也成為一些員工被迫離開的一個重要原因。”

    工人：“我們面臨新難題”

    采訪中一些工人反映，盡管現在一些企業不像過去那樣，動輒直接開除員工，但他們又面臨新的難題。由于企業變相“炒人”，使得他們每天在工廠里“夾著尾巴，小心翼翼”、“忍氣吞聲”地工作。“現在我們面臨的最普遍的問題，不外乎一是加班時間過長，而加班費很低；二是關于合同的問題。但是，只要有誰帶頭提出要求，你就會被公司上了‘黑名單’，最終公司會變著法子讓你‘自動’離開。”在東莞塘廈鎮一家玩具廠打工的寧志軍說。

    了解到，那些被迫“自動”離開的員工，往往沒有回頭路可走，只有選擇維權的路子，向企業討要加班費，追訴相關經濟補償。但由于“馬拉松”式的維權之路，少則三四個月，長則兩三年，很多選擇維權的農民工耗不起。“即便贏了官司，但付出了精神、時間上的巨大成本，更何況有時不一定能拿到補償”。

    企業：盡管勞動合同法細則已經有說明，但我們依然擔心“老人走不了，新人進不來”

    為何在勞動部門對勞動合同法一些“疑惑”再三解釋，以及輿論的強力監督下，一些企業仍然頻頻“頂風”變相裁員？了解到，目前企業最想裁掉的員工有三種：工齡長、年齡大、工資高。原因很簡單，工齡長的易形成無固定期限勞動合同。年齡大的干活效率不高，有的活干不了。工資高的一旦形成勞資糾紛，按勞動合同法規定，企業要支付三倍的工資。正是由于這些原因，一些企業變著法子“炒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