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勞動法的困擾》發(fā)表后，在國內引起大得出乎意料的反響。要求訪問的媒體眾，都推卻了。然而，不少讀者與同學要求再作深入一點的解釋，我想，身為教授，藉這機會示范一下對經濟問題探討的方法，也是好的。任何經濟問題我喜歡從不同的角度衡量，然后合并起來看整體。這樣處理與課本或大學教的不同，但對理解世事可得心應手。經濟問題要這樣處理才對。用慣了轉換角度，熟能生巧，可以轉得快。同學們學經濟，從第一天起要學轉換角度，習以為常，天資一般的十年后對制度運作的理解有機會登堂入室。不這樣，苦學數(shù)十年也無濟于事。

　　這里我從不同的角度再看二○○八年一月一日推出的「新勞動合同法」，假設同學讀過上一篇。分點說，每點角度不同，都是前文沒有說過的。

　　（一）這幾年國內的貧苦人家的收入上升得快，是好現(xiàn)象。五年前蘇浙與廣東一帶的農工月薪約三百，今天約八百（不是天天有工作的日工今天約六十）。四年前，上海高檔次住宅的女傭月薪約八百，今天約一千五百。三年前一個裝修技工的日薪約五十，今天約九十。

　　上了年紀的香港朋友應該記得，上世紀五六十年代香港的低下勞力（尤其是女傭）的薪酬上升得非常快，但相比之下，香港昔日低收入的上升速度，只約今天國內的一半。那時的香港是弗里德曼認為難得一見的經濟奇跡，卻不及今天的中國。這就帶來幾個問題。從最重要的改善低收入的勞苦大眾看，今天的中國破了人類紀錄好幾條街，為什么北京偏偏要在這個時刻去左右這個發(fā)展呢？有誰夠膽站起來，說那新勞動法對改進低收入階層比今天的市場做得更好？市場的自由合約選擇既然大顯神通，干預不是很蠢嗎？該新法無疑是為協(xié)助低收入的人而設的，為什么高收入的也一視同仁地處理？

　　（二）去問這幾年收入上升了一倍的勞苦大眾：「生活怎樣呀？要政府幫助嗎？」他們會回應：「很苦呀！希望北京大人高抬貴手。」他們不是說謊話，而是訊息增加了。是的，只不過六七年前，無數(shù)的貧苦人家沒有進過需要穿上鞋子的食肆，結交不到幾個月入數(shù)千的朋友。今天收入上升了一倍，看到了新人新事，增加了知識。當他們見到收入比他們高得多的，不容易解釋，于是不平則鳴。他們關注的是收入的差距，可沒有想到，從收入百分比的相對升幅上看，貧富的差距正在收窄。他們不甘于耐心等待。不是說只要有耐心就可富裕起來，而是他們今天有機會，可以自己發(fā)奮圖強打上去。不管這些人的投訴，再幾年生活繼續(xù)好轉，他們就不投訴了。這是香港昔日的經驗。

　　是的，歷史重復過無數(shù)次。增加了一點知識但還是遠為不足的老百姓，往往認為政府的扶貧政策，或今天推出的新勞動法，會對他們的收入有助。可惜歷史無情，這類政策的一般效果，是扼殺了貧苦人家自力更生的機會。新勞動法的推出，我可以看到某些人會獲得掌聲，可以看到某些人會獲得甜頭，但看不到此法會幫助那些真正需要幫助的老百姓。縱橫經濟研究大半生，這類推斷我從來不錯。

　　（三）也是這六、七年，我屢次提及的協(xié)助農民轉到工業(yè)去的接單廠家，毛利一般從百分之四十左右下降至百分之二十五左右。后者近于底線，再下降幾個百分點就要關門大吉了。那所謂毛利，是要支付廠房、機械、維修、管理、燈油火蠟等成本的。毛利百分之二十五還捱得住，是近于天才了。

　　為什么那毛利率這幾年急速下降呢？勞力工資上升是個原因；出口以美元結算，而人民幣兌美元上升了也是一個原因。為什么這些廠家不提升產品的價格呢？是越南與印度等地，他們的工資比中國低相當多，而今天國內廠家的競爭對手，早就不限于國內的了。北京如果不派人作實地調查，就要相信我：目今的接單工廠，工資出到盡，但聘請不到工人。新勞動法的推出，作幾年看，一定會增加這些廠家的成本壓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