溫家寶總理在去年兩會上曾深刻剖析的中國經濟不穩定、不平衡、不協調、不可持續發展的矛盾仍然存在。從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所反映的信息來看，決策者也越來越傾向于用中正平和、不溫不火的中醫式思路來調節中國經濟的結構性失調。

　　而在目前復雜的內外環境下，企業也必須學會適應這種綜合、連續而靈活的經濟調控方式及其附帶的一些不確定性。

　　“換屆經濟”的不確定性

　　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中連續第四次把國內生產總值增長定在8％左右，反映了政府防止經濟過熱，力圖引導各方力量把重點放在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上的良苦用心。如果注意到8％前面的約束性條件——“在優化結構、提高效益、降低消耗、保護環境的基礎上”，就會發現這是一個含金量比較高的經濟發展目標。而今年CPI要控制在4.8％，即保持去年的平均水平。在目前通脹高企的情勢下，這個目標和8％的經濟增長目標一起構成了政策走向緊縮的雙重壓力。一穩一緊的財政和貨幣政策正式寫進了政府工作報告，這是自2003年轉向雙穩健政策后的又一次調整。而一些在政策和環境約束日重的條件下掙扎生存的中小企業，因為缺少轉型升級的能力，將更加艱難。

　　但與去年不同，今年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的政策原則要求，“正確把握宏觀調控的節奏、重點和力度”，“不搞一刀切，不搞急剎車”，并且把五年來經濟增長波動控制在0.5％作為本屆政府一個重要的執政成果。“這說明中央政府注意到了當前過于緊縮可能造成的經濟失速的危險，防止經濟大起大落，保持經濟平穩較快發展仍是政府宏觀調控的基本目標”，中共中央黨校宏觀經濟教研室主任梁朋分析道。

　　不僅如此，由于今年恰逢政府換屆之年，而“換屆經濟”是世界范圍內普遍存在的一個現象，即新一屆政府普遍會有投資的沖動，容易造成經濟過熱。“而中國由于政績觀中的GDP導向使得這種現象更容易出現。”梁朋告訴記者。

　　尋找升級新動力

　　自主創新是產業升級的關鍵所在。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明確提出了，充分發揮企業作為技術創新主體的作用，鼓勵、引導企業增加研發投入。“這是一個積極的信號”，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企業研究所副所長張文魁認為，以往的出口退稅調整、節能環保政策強力推行等只是在逼迫企業走上轉型升級之路，但是缺乏相應的鼓勵企業自主創新的配套措施。在約束性政策導致企業經營成本劇增的情況下，大型企業還可以通過向成本低廉地區轉移生產力等方式來應對，但中小企業很多由于無法化解成本壓力而倒閉。

　　這種情況在中國南方一些出口導向型企業聚集區正在集中上演。也許這是產業升級必須付出的代價。但正如胡鞍鋼所說，中國正面臨經濟結構調整，在不斷創造就業機會的同時，也在大量摧毀舊的工作崗位，而且摧毀的速度遠遠大于創造的速度。這顯然與政府工作報告提出的擴大就業的初衷不符。

　　而在中國社會科學院工業經濟研究所企業制度室主任羅中偉看來，差異化、自主知識產權是企業競爭力的發展方向，但是這些必須要有人才和資金的長期投入，企業還必須承擔失敗和技術被替代的風險。這不僅僅是政府一兩項簡單的鼓勵政策可以促成的，因為那樣的政策只有少數企業才能享受，增加了競爭的不公平，還容易導致腐敗。要是企業自愿投入研發，關鍵是要使它們對宏觀政策有一定的確定性，要對未來有一個長遠的預期。否則，企業就會自發投資到見效快的領域，例如房地產和股市，從而導致企業的短期行為增多。

　　企業升級動力的缺失不僅僅表現在自主研發積極性上。羅中偉調研發現，在南方一些出口加工型的家族企業，早年已經積累了數以千萬元的資產，在用工、原料成本激增和人民幣升值等不利因素影響下，許多干脆關門大吉，反正錢賺得也不少了。

　　甚至一些大的企業在擴大生產方面也明顯動力不足。比如廣東一家大型紡織企業，在長期供電緊張，開工不足的情況下，企業領導人一直在猶豫是否投資配備發電設備。這些都是宏觀調控的負面效果。機會多多，激情四射的創業黃金時代似乎已經過去，現在的民營企業家疲勞感日增。

　　著名經濟學家周其仁曾經追問，過去是危機推動改革，這個動力已經衰竭，那么現在動力在什么地方？我們今天也必須追問，企業升級的動力在哪里？

　　如何走出去

　　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中多次提醒，國際經濟環境變化不確定因素和潛在風險日益增加。這直接給我們的出口導向型產業帶來了現實困難。幾乎每天都在變動的匯率正在吞噬著“接單”工業的利潤。“一些OEM企業正在受到煎熬，接單積極性急劇下跌”，羅中偉感嘆道。

　　面對嚴峻的形勢，一些條件成熟的企業適時將視線轉向內地就成為唯一的選擇，否則只能被無情淘汰。但對另外一些已經具有相當的技術和品牌積累的領袖級企業來說，似乎還有其他的選擇。從產品走出國門，到企業走向世界，是中國企業發展壯大的必經之路。在去年“有實力、有信譽、有競爭力的各種所有制企業走出去”的基礎上，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適應“中國制造”向更高水平邁進的發展階段，即由低端制造向世界級品牌跨越，進一步提出了要“完善和落實支持企業‘走出去’的政策措施。”

　　這里所講的企業應該是具有國際競爭力的民營企業，羅中偉認為，這些企業的國際化與帶有明顯國家意志的大型國企的走出國門具有完全不同的意義，真正代表了一個國家企業競爭力的飛躍。

　　當然，在現階段中國真正能走出去的企業還很少。商務部研究院海外投資研究中心李志鵬博士后解釋道，一個企業要走出去，除了要有雄厚的資金支持、長遠的戰略眼光，還必須具備全球整合資源的能力。

　　近年來，國內企業走出去的步伐正在加快，其中既有華為的頑強開拓、聯想的初嘗勝果，當然也有TCL的折戟沉沙。而近日，海爾美國工廠向中國市場的“原裝進口”，又是中國企業國際化的成功一例。一些行業的領袖級企業頻頻試水國際市場，也許正印證了著名經濟學家劉偉所說的，中國制造正處于由大到強的“臨界點”。

　　大部制啟動經濟治理結構變革

　　一般情況下，越是高端的產業對制度環境的要求越高，中國企業要實現整體的提升，必須有與之配套的經濟治理結構。而今年以大部制為關鍵詞的行政體制改革，在轉變政府職能方面的作用令人期待。

　　當然，從目前的情況來看，大部制改革還沒有脫離以往政府主導下的行政體制改革思路，其結果也許跟服務型政府還有相當距離，從小政府、大市場的市場經濟體制安排來說，大部制也僅僅是一個開始。梁朋分析道，完善的政府經濟社會治理結構應該是“政府+社會組織+市場”，社會組織應該是溝通政府和市場的紐帶。在中國企業面臨的市場環境日益復雜的情勢下，中國社會組織發育的滯后，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政府服務市場和企業作用的發揮。比如在對外貿易爭端中，企業協會組織就可以為企業爭取應得權利，并且規避政府角色易損害自由貿易規則的風險。

　　鏈接 委員、代表解讀《政府工作報告》

　　政府工作報告：今年要實行“穩健的財政政策和從緊的貨幣政策”。

　　全國人大代表、中國人民銀行沈陽分行行長盛松成：從緊的貨幣政策實際上是一種預調和微調，不是急剎車。可以說，只要通脹的壓力不減緩，從緊的貨幣政策就不會改變。通過穩健的財政政策相配合，可以實現有保有壓，體現中央的意圖，有利于解決結構調整和“三農”等亟須解決的問題。

　　政府工作報告：政府自身建設和管理需要加強。

　　全國人大代表、上海市政府參事金長榮：我認為，在市場經濟的條件下，政府的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職能應該強化，政府部門和工作人員的服務意識應該提高，對權力的監督和制約應該健全，目前這些方面還都存在不小差距。

　　政府工作報告：今年1月份我國CPI同比上漲7.1％，創下1997年以來月度新高，防止通貨膨脹的任務相當艱巨。

　　全國政協委員、中國科技大學生命科學學院執行院長牛立文：物價加速上漲已經大半年了，對普通老百姓日常生活的影響非常明顯，決不能掉以輕心。此外，我國城鄉、區域發展差距擴大的趨勢尚未扭轉，勞動就業、社會保障、教育、醫療衛生、收入保障、住房等涉及群眾切身利益的問題有待進一步解決。

　　政府工作報告：今年中央財政安排“三農”支出5625億元，比去年增加1307億元。

　　全國人大代表、福田雷沃國際重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王金富：農業穩，則天下定。巨額資金投向“三農”以及補貼力度加大，這顯示了政府支農惠農的決心。報告中還提出了千方百計爭取農業有個好收成，這在當前物價壓力較大的情況下，保障糧食安全，具有相當強的現實意義。

　　政府工作報告：今年中央財政將安排科技支出1134億元。

　　全國人大代表王晶：這為促進自主創新、鼓勵企業研發，奠定了堅實基礎。

　　政府工作報告：提出了節能減排的十項措施，以加大攻堅力度，力求取得更大成效。以讓我們的祖國山更綠、水更清、天更藍。

　　全國人大代表、青島港集團董事局主席常德傳：節能減排、保護環境是關系子孫后代的大事情，更是實現經濟“好”字優先的必然要求。報告中提出的十項措施針對性很強，節能減排工作必將得到新推進。

　　政府工作報告：“國際收支狀況有所改善”是今年宏觀調控目標之一。

　　全國人大代表趙鵬：從國內來看，經濟中依然存在流動性過剩、順差過大等問題；而從全球來看，國際經濟環境變化不確定因素和潛在風險增加，國際金融市場風險增大。在這種形勢下，我國國際收支面臨的不確定因素更加復雜，必須始終保持頭腦清醒，增強憂患意識，把對策和措施考慮得更加周全，增強在擴大開放中防范國際經濟風險的能力。

　　政府工作報告：今年將繼續深化銀行業改革，重點推動中國農業銀行股份制改革和國家開發銀行改革。建立存款保險制度。

　　銀監會上海監管局局長、全國政協委員閻慶民：在原有改革成果的基礎上，如何加快體制和制度創新，實現再一次的飛躍，是今后金融業改革的挑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