躊躇再三，再躊躇再三。

　　在一堆凌亂的賬單前，王啟華最后不得不面對一個事實：工廠最近三個月財務狀況嚴重入不敷出。

　　3月14日，全廠26名工人被召集到只有兩張大圓桌的食堂里，王在他們面前直言工廠隨時停產的可能性。

　　36歲的廣東江門鞋商王啟華平生最大的理想就是把自己一手創立的“宏發鞋廠”保住并代代相傳，但這個樸素的心愿看來是無法延續了。鬧哄哄的會場因為這個糟糕的消息而安靜下來，人們開始沉默、抽煙、摸頭發。

　　一向率直的王啟華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吞吞吐吐，他實在不好意思告訴他的員工們，自己現在除了勉強湊足當月的水電費和設備維護費外，已無力支付工人工資和廠房租金。

　　結果多少讓人沮喪，但王啟華別無他法，他甚至想好了該以何種方式告別13年的商海生涯——喝一瓶酒，或唱幾首歌，總之要盡量忘記這個倒霉的春天。

　　當然，這個倒霉的春天并不止屬于他一人，在他所在的珠江三角洲，數以萬計的中小企業主正遭受著一輪來勢兇猛的產業震蕩。千家鞋企倒閉、15%玩具廠關門、萬余家外資撤離、惡性裁員……珠三角這個聲名顯赫的“世界工廠”，在2008年春天，來了一次產業自身積弊和內憂外患共同作用的總爆發。

　　隨之而來的，還有眾多淘金者夢碎的聲音。

　　這個黯淡的春天

　　走過凌亂的縫紉機車間，空蕩蕩的倉庫以及彌滿著機油、皮革氣味的主生產區，如果不與無所事事的工人打招呼，王啟華不用半分鐘就可以穿越這個只有1000平方米的私營小廠，進入辦公室。

　　一張來自香港破產管理處的公函平鋪在王啟華凌亂的辦公桌上，上面整齊規范的繁體字告訴他，他要找的經銷商已經破產。這意味著，對方欠王啟華的28萬元貨款已徹底失去追回的可能。

　　心有不甘的王啟華還是給對方打了個電話。那個香港商人一聽是債主，馬上語鋒一轉，大罵王是個不懂規矩的窮鬼。

　　王啟華在苦笑中開始了一天的工作。但所謂工作，不過是巡查一下那幾臺安靜的機器，或者到處聯絡經銷商招攬訂單。春節前后一段時間，工廠每個月只生產了500多對鞋，還不到正常產量的兩成。連續多月高達萬元的赤字讓這個小廠不堪重負，徘徊在倒閉的邊緣。

　　“真是場災難。”58歲的前江門紙品商張永安神情復雜地站在他那座5層高的廠房前——如果它現在還能叫做廠房的話。
 
　　就在一個多星期前，他把這里分租給一個餐廳、一個網吧和一個旅館，已沒有人記得那里曾是他苦心經營30年的商業王國了。2008年1月，張永安因流動資金嚴重衰竭而關閉了原來400人的紙品廠。“用這種方式退休讓我感到羞恥。”

　　而在這個倔強的男人身后，是一片新興的工業區，已停轉的吊機和冷清巨大的廠房不難讓人想象往日的繁忙。

　　災難其實在2007年就已經顯現。去年佛山玩具商張樹鴻自殺事件，給了珠三角玩具業帶來壓力和恐慌，隨后各種出口等限制政策接踵而來。

　　“廣東地區五六千家鞋廠中，已經有一千多家倒閉。”去年11月，亞洲鞋業協會一項調研數據將珠三角制造業推到輿論的風口浪尖上。此項數據還稱，有超過75%企業正考慮前往勞動力和原材料成本更低的東南亞和中國內地。

　　像碰倒了多米諾骨牌，由鞋業發軔的“倒閉潮”彌漫了珠三角玩具、紡織服裝、家具等多個勞動密集型產業，也引發整個產業“倒閉鏈條”——從原料供應商、生產商、服務商、物流，到那些為外地來的人開的菜館、街邊士多的關門。

　　“新勞動法、納稅負擔、環保法規和人民幣升值等都在擠占勞動密集型行業本已微薄的成本空間。”全球知名財經類媒體《華爾街日報》分析這次珠三角產業震蕩時，引用了瑞士銀行經濟學家喬納森·安德森的話——今年可能是中國制造廠商盈利能力終遭重創的開端。

　　“這一切來得太突然。”王啟華說。

　　變化似乎是一夜之間，但事實上，這是一場潛伏已久的爆發，一些長期積弊積弱的中小企業，長期以來在人民幣升值、原材料漲價、勞工荒等不利因素夾擊下的一次總爆發。

　　一個私企成長范本

　　16歲那年，初中畢業的王啟華離開了老家廣東電白縣，到東莞一家臺資鞋企打工。

　　此時中國的改革開放已經進入第10個年頭，依靠大量引入外資和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珠三角一躍成為南中國最大的經濟體，也逐漸奠定了“世界工廠”的地位。

　　進廠不到一年，王啟華就跟一位性格投緣的老師傅學會了一手拉線的絕活。這得到了老板和一個年輕女工的青睞，前者把他提拔為車間班長，后者則在1991年嫁給了他。

　　1995年，已升至廠長助理的王啟華自覺有足夠的信心和經驗獨立門戶。那年夏天，他和妻子來到江門農村，租了一個舊祠堂，請了兩個小工，辦起了第一個小工廠。

　　沒有企業管理，沒有企業文化，也沒有營銷推廣，和廣州大多數早期本土企業主一樣，一心想著勤勞致富的王啟華包攬了從廠長到送貨員的所有職務，進行家庭作坊式的運作。

　　“那時候做一雙鞋能賺30多元，上家還排著隊請你做。”供不應求的鞋業市場讓王啟華積累了第一桶金，小廠也很快從祠堂搬到了正規廠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