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下的是龍種，收獲的是跳虱，新《勞動合同法》給無數勞動者帶來歡欣鼓舞，為什么卻讓大規模的清理老員工浪潮在企業中蔓延？

    在政府、企業與工會之間，中國何時才有自己的“社會合約”？
 
     被嫁接的政府責任
 
    阿根廷新當選的總統克里斯蒂娜，在面對包括經濟過熱、通貨膨脹嚴重和能源短缺等諸多挑戰時，承諾進行幾大領域的社會變革。
    阿根廷主要工會的領導人計劃在明年提出增加工資20%的要求。克里斯蒂娜的對策是在企業、政府和工會之間制訂一份“社會合約”。在此合約中，政府、企業、工會都作出一定的努力和讓步，以提高國民收入，緩沖通貨膨脹的壓力，抑制社會動蕩。　

    而近期華為“辭職門”事件，在某種意義上正是隱射了中國“社會合約”的缺失。

    在“辭職門”事件中，華為7000名資深員工集體“自愿”辭職，然后重新與華為簽訂勞動合同，受到了廣泛的批評。外界普遍認為，華為此舉是為了規避新的勞動法。2008年1月1日即將實施的新《勞動合同法》規定，如勞動者在用人單位“連續工作滿十年”，“勞動者提出或者同意續訂、訂立勞動合同的，除勞動者提出訂立固定期限勞動合同外，應當訂立無固定期限勞動合同”。

    從表面上看，新《勞動合同法》應該給無數的勞動者帶來歡欣鼓舞，為什么帶來的卻是如此的結果？

    播下的是龍種，收獲的是跳虱。

    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中國缺少一種類似的“社會合約”。在中國，企業員工的收入與保障，都落在企業身上，而企業作為一個追求利潤的實體，其承載能力有限。假如十年之后，一個企業利潤下滑，或者是出現動蕩，它又何以承載員工個人乃至家庭養家糊口的重負？

    而在一些福利型國家，公民社會保障的途徑則廣泛得多。在北歐一些國家，公民失業之后領取的救濟金，能夠維持其基本的生活開支，甚至是照樣活得很滋潤。瑞典更是實行“從搖籃到墳墓”的社會福利制度，瑞典中央政府用于公共社會保障的支出占財政支出的比重達50%，用于社會保障的支出是國民生產總值的60%。縱使是在以競爭聞名的美國，由美國社會保障署、勞工部、人類健康與社會服務部聯合提供的各種全民性保險和福利補助，也足以分擔公民的大部分社會保障，而其中，很多項目都是政府出資。失業保險等則由政府與企業協商，共同出資。

    而在中國，各種本應由政府承擔的責任，最后都轉移到企業身上，員工的各項保險，特別是民營企業的員工，保險都是由員工個人和企業分擔，看不見政府的影子。更為惡劣的是，少得可憐的社保基金，還常常被各級政府挪用。

    政府責任的缺失，使企業陷于尷尬的境地。很多企業并非不想承擔社會責任，而是本來由多方承擔的責任，現在全部壓在企業一頭。為自保計，企業只好退避三舍，想方設法規避過于沉重的責任。

    在本次華為“辭職門”中，政府責任的缺失，是華為選擇規避責任的深層原因，對于未來的恐懼，對于無限責任的不確定性，才使華為出此下策。在此事情上，似乎不能一味苛責華為，作為企業，華為在中國企業中已經是足夠優秀了。

    建立類似的“社會合約”，才是根本的解決之道。目前，中國政府也已經有比以前更有能力建立這樣一個系統。自2003年以來，中國政府收入每年都超收5000億元以上，去年更是收入突破3萬億元大關，超收7000億元之巨。據說有關部門正為如此多的錢怎么花發愁，何不將部分收入投入到建立全民保障體系上，增進全社會的福利？

    愷撒的當歸愷撒，上帝的當歸上帝。

    建立由政府、企業以及其他社會性組織共同參與的“社會合約”，而非將所有責任全部轉移到企業身上，才可能結出真正的善果。否則，所謂“好意”，最終不過是張口頭支票，甚至，事實與此相反，企業迫于對于重負的恐懼，索性一逃到底，最終所有人都不負責，受害的還是廣大的企業員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