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更多的企業家陷入一種深深的困惑，一方面他們要帶領企業去追求更大的利潤，另一方面作為個人，他們又要實現人生自我的幸福，在這種雙重力量的擠壓下，企業家們是迷失的。可以說，他們至今都是把企業追求的目標與企業家追求的人生目標混為一談。

    很多時候，他們有意或者無意地默默承受著這種困惑帶來的迷失和災難，一步步走向難以挽救的境地，最終成為人生價值觀念揚棄或轉換的犧牲品。
 
     一種可怕的偽驕傲

    前不久，卷入美國玩具回收案的中國玩具制造商，52歲的香港商人張樹鴻，因為不堪忍受1900萬件玩具被召回的沉重打擊，在公司倉庫里結束了自己的生命。一位企業家的生命，竟然就這樣染上了一層以死明志的悲壯。

    由此我們發現，太多的企業家，將自己捆綁在沉重的企業使命之下，最后在無限的榮光與責任中，耗盡自己最后的生命之光。

    2004年的深秋，在溫州最早發達、擁有顯赫聲名的王均瑤，由于常年負重，積勞成疾，最后不治而亡，就是一個英雄主義者暗無天日的葬禮。
    就在人們還沒有從王均瑤離世的悲傷中平復過來的時候，第二年的春天，59歲的陳逸飛，出于對藝術和電影的狂熱，不惜冒著生命危險，完成了人生最后的著作。結果，卻在一個剛剛應該開始享受最安逸的時光的人生階段，帶著深深的遺憾匆匆離去。

    這個名單還有很長很長，猝死的彭作義，患胃癌的孫德棣，跳樓的趙恩龍，自縊的徐凱，墜樓的劉殿軍——短短數年，為了企業的光榮與夢想，企業家們透支著自己的生命，經歷著前所未有的災難。他們中的很大一部分人，正在處于一個四顧茫茫的巨大困惑之中。而這些人，大都對于自身面臨的困惑和窘境，全然不知，或者全然不知如何掙脫出來。

    如果在過去，我們的社會一定會以此為驕傲，我們的民眾也會為他們流下驕傲的眼淚，但時過境遷，如今的我們除了感傷，除了扼腕，在反思中再不會被一種偽驕傲罩住我們的雙眼。造成這種可怕的偽驕傲除了企業家自身原因，更多的還是我們社會倡導的那種令人擔憂的自殺式奮斗精神，全然不顧人性對社會彰顯出的本源力量，乃至于對社會產生的推動作用。
 
    自殺式奮斗精神的終結

    當我們面對這種自殺式奮斗精神，我們無須再來論證它的合理性和意義，其實關于這種現象的是與非人們早有評說。只是現象給我們的啟示比我們評說起來更讓人回味無窮。

    一種文化傳統的跨越式延伸，必然會有些曾經的精華化為歷史，那些曾經被忽略的東西，變成為一種普世的價值。

    曾經，封建社會賴以生存的文化，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導致集權制和皇權的不可侵犯。在當時的時代，有著極其深遠的影響。可到了今天的社會，這樣的觀念，反而變成了一種桎梏。

    離開了專制的土壤，以某一種勢力至上的觀點，就成為了可怕的偏執。可是，被儒家文化深刻浸染的企業家們，很多時候就不自覺地偏執起來，他們固執地去尋求基于權錢勢層面的不斷強大，以此來作為自己的生存意義和價值取向。漸漸地，他們忽略了生命本身應該受到的最起碼的尊重和敬畏，陷入了無休止對財富和權力的爭奪之中。

    從中國近百年的社會發展來看，革命和變革的運動一個接著一個，變革就需要犧牲，特別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斗爭，是無數先烈用自己的鮮血和生命，為我們換來了一個和平強大的盛世。在那個時候，革命者的生命雖然平凡，卻異常崇高。他們并不企望什么更加自我的目標，而是懷抱著一個偉大的信仰，用自己弱小的身軀，去爭取革命的勝利，為建立新中國，為自己的后人，留下一片來之不易足以澤福的土地。革命先烈用生命換來的不是直接的經濟財富，但是他們換來了創造財富和發展經濟的社會環境和平臺。如今，中國社會經濟發展，社會和諧，那些曾經讓我們不惜生命一往無前的理由已經漸漸變成了緬懷，可盡管那樣的人生如此偉大，但我們卻不能簡單地來模仿，從而在和平建設時期，用一種自殺式奮斗精神來無謂地踐踏我們自己的生命。

    中國傳統中的那些縱橫交錯的權力觀、戰爭年代的使命觀，以及萬世千秋的傳承觀，在這個和平的年代里，特別是在改革開放的今天，仿佛一件件原本神通廣大的法器，一夜之間讓人們有了更多的憂慮和反思。因為這些一直都被廣大善良民眾珍視的法則，現在看起來，倒真是應該拿到陽光下去折射出多棱的思考角度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