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到溫州的第一印象，就是公交車上使用的溫州話報站音，讓人不禁感覺到這個城市地方色彩的濃厚和自足。

　　坐著公交車，穿過幾乎半個城市，在一間簡陋狹小的房間里見到了溫州市歐海區鞋革協會秘書長何國良。在提及溫州鞋業面臨的困境時，他意味深長地說道：“溫州鞋業正在進行一場你死我活的‘洗牌’，今年留下來的都是精英。”

　　制鞋生態圈的

　　“成本鏈”斷失

　　在“中國鞋都”溫州，一種普遍的看法認為，制鞋業的發達導致了嚴重的環境污染。

　　而在制鞋產業鏈上，相對于鞋廠的苯類水體污染，進行初加工的制革廠污染更是首當其沖，它產生的含有大量化學硫化物、鉻和氨氮的廢水，不僅會導致水體發黑發臭，產生致癌物質，還會危害水里魚類的存活。

　　于是，在環境和經濟的抉擇中，溫州市鹿城區政府一聲令下，先拿制革廠開刀，鐵腕關閉了轄區內的5個制革基地，至此，制革產業在鹿城區完全消失了。

　　循著路人的指點，沿著跨越鹿城區的過境公路往北走，來到了最早關閉的洞橋制革基地，在這里，昔日的繁華，現在已經不復存在。

　　穿過立于門口金晃晃的拱形標牌，就進入了洞橋制革基地。基地里很安靜，一幢幢高低不一的廠房就排在道路兩側，可是幾乎所有的廠房都已經人去樓空，緊緊地拉著卷閘門，偶有幾個村民也是坐在外面聊天打牌。 “這里是去年8月份關的。”一個正在打牌的村民說，“鹿城區政府來開了個會，然后一夜之間，所有的制革廠都關閉了。”

　　提起關閉的原因，這位村民有些無奈地說：“因為污染唄，但是污染這個問題要一分而二來看，制革就是要污染的嘛，這里關閉了，老板們去別的地方開廠，還是要污染的，況且我們這里還搞了污水處理站。”很明顯，他對制革廠的關閉“忿忿不平”。

　　上世紀80年代末，作為產業轉移和扶貧項目，鹿城區建立了洞橋制革基地，把原本集中在市區三角城頭一帶的制革廠搬遷至此，實行集中生產，到90年代中期，相繼發展形成了洞橋、十里、前京、下岸、巖門5個制革基地。

　　但是隨著制革產業的不斷擴大，污染問題也日益加劇。雖然現在廠房都停產了，但是記者在基地里行走仍然要十分小心，以免踩上道路上黑漆漆的污泥和生活垃圾，而這里的味道也并不好聞，裸露在外的下水管道散發著陣陣惡臭，基地邊上的一條小河也如一潭死水般寂寂無聲，渾濁的水面上還有為數不少的“不明漂浮物”。

　　經濟發展當然不能以犧牲環境作為代價。2007年8月8日下午，鹿城區政府組織召開制革業整頓會議，該會議傳達國家節能減排的工作精神，并依據《浙江省環境污染監督管理辦法》第十八條規定，對洞橋、前京、十里和巖門制革基地作出停產整頓的決定。

　　從洞橋制革基地里的馬路一直往南走，就可以到達與之相連的巖門制革基地。在這里，記者見到了污水處理站。污水處理站面積并不大，在一排廠房中很不起眼，只是它遠遠散發出的異味，讓人辨認出這里的特別。“這個污水處理站已經搞了 6、7年了，政府說要搞，我們就自己投錢搞了，現在已經沒用了。”巖門基地的一位村民說道。污水處理站里有兩個深不見底的大坑，里面盛著黑綠色的污水，讓人惡心。走在旁邊，村民一直提醒記者要小心，掉下去可是再也洗不清了。

　　基地里仍然有兩、三輛卡車穿行其中，一些工人正把廠里的皮革往卡車上搬運。“這都是關閉前生產的皮革，我們廠搬到山東去了，那里污染指標低。”一位正在裝卸皮革的工人告訴記者。由于各地的發展水平不一，制革企業正在全國進行著一場“游擊戰”，今天在溫州、明天在山東、后天在江西……但出去的終歸是回不來了。

　　“現在原材料漲價厲害，制革企業搬走了，我們就得從外地購皮，國際油價飛漲，運費的支出不要太驚人！”就在制革基地不遠處開了一家小鞋廠的老板抱怨道。制革產業作為溫州鞋業產業鏈上的重要一環，它的遷出和衰亡，對鞋企的打擊是不言而喻的。多年的發展，已經讓溫州形成了一個完整的制鞋生態圈，而生態圈的最大優勢就是成本優勢，一旦破壞了其中的任何一方，都將會帶來致命的災難。

　　“流水般”的勞務關系

　　生產成本如脫韁的野馬般把持不住，但野馬并不只有這一匹，溫州鞋業正在面對越來越多的發展阻力，改革的陣痛時時傳來。

　　據溫州鞋革行業協會的調查顯示，近幾個月來，溫州市有70多家中小鞋企倒閉或轉產，是近幾年來倒閉或轉產數量最多的一年。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鞋廠老總也憂慮地告訴記者：“照今年這樣下去，有三分之二的鞋廠都要倒閉。”

　　赫赫有名的中國鞋都位于溫州鹿城區的雙嶼鎮，與已經關閉的制革基地相去并不遠，同在過境公路的兩側，這里面似乎也可以看出一些溫州鞋業發展的軌跡。

　　鞋都分為一期和二期兩個園區，二期由于遲于一期建造，因此在布局上顯得更為合理和整齊。

　　穿過一條窄小的馬路，就到了二期鞋都園區內。眼前豁然開朗，長發祥鞋業、緯度鞋業、龍峰鞋業……一幢幢標準化廠房屹立在道路兩側，在藍天和白云的映襯下顯得格外宏偉和整齊。

　　雖然正值上班時間，但鞋都里的路上仍然人來人往，十分熱鬧。在鞋都打工的多是二十多歲男女青年，他們染著時下最流行的“黃毛”，穿著垮垮的牛仔褲，戴著耳環項鏈，臉上帶著屬于這個年齡的青澀和迷茫。他們背井離鄉，從四川、湖北、安徽等中西部地區而來，在這個比自己家鄉發達好幾倍的東部城市度過自己的青春年華。

　　這些走來走去的年輕人在每一個廠的大門前駐留，認真找尋著張貼在門口的招聘啟事，記者發現，鞋都里幾乎每家工廠都在招工。

　　“像這樣的招工，幾乎天天都在進行。”鞋都里的保安說，“無所謂旺季淡季，現在各個廠都缺工人。”

　　有這么多在外游蕩的年輕人，可鞋廠卻招不到工，這讓人實在有些想不通。在一家鞋廠門口，記者詢問了一對從貴州來的情侶。“我們在鞋都里很多鞋廠都干過的，有些廠我們干個兩天就走了。”男的嘿嘿地笑了，“我們就是想多賺錢唄，哪里生意好，給的工資多，就去哪里。”

　　幾乎所有的打工者都抱著這樣的想法，對于如此之大的用工流動性，溫州市鞋革協會的工作人員表示：“事實的確如此，原因是雙方面的。”據他介紹，鞋廠里用工很多都不簽合同，剛開始企業考慮到成本問題不想簽，后來員工覺得既然沒保障，也就干脆哪里生意好就去哪里，也不愿意簽合同，省得受到束縛。

　　溫州人常常引以為豪的“靠自己的雙手，一點點地做起來”的本事，在現在看來的確遇到了難以逾越的門檻，長久以來民營經濟的不規范發展，形成了企業勞務關系的松散和易碎，同樣也讓突然而至的《勞動合同法》像一個篩子，篩去小的，留下大的。

　　對于《勞動合同法》的推行，記者采訪到的很多企業都明顯表現出了抵觸情緒。巨康鞋業行政部的朱主任認為，勞動法帶來了巨大的壓力，作為勞動密集型行業，勞動法中的很多條目都不太適合，比如強行規定的8小時工作制，勢必會造成“ 農忙”時的成本升高，以至需要支付一大筆的加班費。

　　而《勞動合同法》中的工資標準和社保規定，也是所有企業主的一塊心病。有能力推行的企業由于員工的觀念問題，遲遲得不到響應，沒有能力推行的企業則面臨著法律的懲罰。

　　溫州甌海區鞋革協會的何秘書長算過一筆帳：“工資、養老保險、醫療保險、失業保險……平均企業一年就要為一個工人多支出5186塊錢，這樣的成本增長簡直就把一些不上規模的小廠逼上了絕境。”

　　然而除了《勞動合同法》，鞋類企業的負荷正在以一種“加速度”連環襲來，人民幣持續升值，銀根緊縮，出口貿易受抑，它們的頭上懸著一把又一把達摩克利斯之劍。

　　出口貿易“孤獨抗衡”

　　位于溫州市甌海經濟開發區的雷得利鞋業，擁有四條生產線、1000多名員工，在眾多鞋類企業中已經頗具規模。

　　雷得利走的是外銷路線，產品主要用于出口。近幾年來國際市場的種種壁壘讓他們品嘗到了越來越苦澀的滋味。

　　“人民幣升值很快，美元則貶值得厲害，以前1美元兌換人民幣8.3元，現在1美元兌換人民幣7.3元，我們的利潤被大大壓縮了。”雷得利鞋業人事部的黃經理對記者說。

　　出口行業的結算不像普通商品零售經營那樣一手交錢一手交貨，從接到訂單，尋求貨源，裝船運輸，貨款到帳，往往存在一定的周期，而如果周期結束后美元針對人民幣貶值，以美元結算的出口企業的利潤會大受影響。假設一個鞋廠去年的一筆訂單能有25%的利潤，如果人民幣升值了6%，那么利潤就銳減到19%。

　　如果說人民幣的持續升值給大型企業帶來的只是利潤的壓縮，那么帶給小型企業的則是嚴重虧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