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蜻蜓老總錢金波回憶起小時候的生活，至今仍是歷歷在目。“我小時候家里十分貧窮，不花錢是因為家里沒有錢，所以我每天只能找紅蜻蜓玩。”為了早日讓家庭擺脫貧困，18歲的錢金波選擇了離家打工、經商的道路。從24歲-32歲的8年時間里，錢金波在全國各地推銷溫州皮鞋。但由于當時溫州皮鞋質量良莠不齊，有一次，當他去武漢經商時，忽然聽說杭州武林門燒了溫州鞋，感覺十分痛心，于是決心自己辦廠，力爭生產質量一流的皮鞋……

　　在中國制鞋圈里，錢金波無疑是另類人物，盡管旗下的企業產值20多億，擁有2萬多員工，但他舉止儒雅，為人行事低調謙恭，更像個書生；在許多企業瘋狂擴大產能的同時，錢金波卻更注重銷售渠道與終端。他認為，如果哪一天紅蜻蜓和資本市場對接的話，最吸引投資者的可能是紅蜻蜓陸續建立的4000多個銷售終端；錢金波癡迷于鞋文化，不惜投入數千萬元開辦鞋文化博物館；錢金波看好中國制鞋業的發展，但他認為，目前中國鞋業主攻的市場還是中等收入人群，要讓中國鞋占領金字塔尖的高端市場，讓鞋成為高端品，可能還需要幾代人的努力。　　

　　“紅蜻蜓是我兒時的伙伴”

    當被問及為什么選擇紅蜻蜓這個品牌時，錢金波表示，“紅蜻蜓是我兒時的伙伴。”

    “當我/穿著背帶褲，系著紅領巾的時候/拉著媽媽的手/望著藍天、白云/告訴她/昨夜/我夢見一只紅蜻蜓……”，這首頗為稚嫩的詩，是錢金波12歲時所作。回憶起小時候的生活，錢金波至今仍是歷歷在目。“我小時候家里十分貧窮，不花錢是因為家里沒有錢，所以我每天只能找紅蜻蜓玩”。盡管身處溫州，但改革開放初期，浙江永嘉楠溪江兩岸多數人家還不富裕。和“紅蜻蜓”相伴數年后，為了早日讓家庭擺脫貧困，和當時不少年輕人一樣，18歲的錢金波也選擇了離家打工、經商的道路。

　　在外面的世界，錢金波懂得了闖天下的艱辛。最初，錢金波做的是手工藝，他做過木匠，當過漆匠，但手工活畢竟不是錢金波的志向所在，辛苦一年也只能賺兩三千塊錢。當他聽說做生意能賺許多錢，哪怕出一次差也要帶5000塊錢時，他義無反顧地加入了皮鞋商人的行列。從24歲-32歲的8年時間里，錢金波在全國各地推銷溫州皮鞋。但由于當時溫州皮鞋質量良莠不齊，有一次，當他去武漢經商時，忽然聽說杭州武林門燒了溫州鞋，感覺十分痛心，于是決心自己辦廠，力爭生產質量一流的皮鞋。

　　1995年，錢金波回到了老家永嘉，帶著8年來積累的500萬元，決定為兒時的伙伴做一件事，“紅蜻蜓”制鞋廠隨之應運而生。但在當時，溫州乃至全國的鞋業市場競爭異常激烈，要在溫州辦鞋廠并不容易，一方面，溫州制鞋企業已有4300余家，其中不乏康奈、吉爾達、奧康等佼佼者；另一方面，全國鞋企更多，像森達、富貴鳥等早已聲名鵲起。選擇這時進入，紅蜻蜓的市場環境并不理想。然而僅僅過了十多年時間，紅蜻蜓集團已發展成中國最大的鞋類企業之一，2006年，紅蜻蜓集團擁有28000多員工，產值超過20億元。

　　“這么激烈的市場競爭，沒有與眾不同的東西是絕對打不過別人的。”錢金波心里十分明白這一點。為了在溫州鞋企中站穩腳跟，錢金波決定以質量建設與品牌建設為中心。

　　1998年，錢金波開始推行“綠草地”專賣計劃，這是一種低成本擴張的專賣連鎖店模式。經過幾年發展，紅蜻蜓在專賣服務上形成了一套自己特有的文化營銷與服務流程，包括售前、售中、售后服務等，同時，在同行中還率先為顧客開通了800全國質量免費服務熱線。

　　與此同時，企業文化在錢金波眼里也是重中之重，發掘鞋文化成為錢金波接下來開發市場的著眼點。“訂1000萬元合同還不如找到一雙三寸金蓮高興。”這是錢金波經常說的一句話。平時只要碰上出差的機會，錢金波和其他幾個副總就會四處尋找古鞋。在紅蜻蜓集團還流行這樣一個故事：有一次到澳門出差，錢金波并不去賭場，而是到街上尋找古董鞋，終于，他找到了一雙清代的長統釘靴，盡管對方開價5000元，他還是很開心地買了下來。

　　根據紅蜻蜓集團提供的數據，目前，紅蜻蜓的鞋文化博物館已擺放了1000多件實物，從唐代一直延續至今，展出品中有中國最古老的鞋——舄，還有布鞋、草鞋、獸鞋、工藝鞋等。除此以外，墻壁上展示的鞋與民俗、鞋與文學等圖示與實物相映成趣，諸如“張良跪履”、“謝公屐”這些掌故。據了解，為了建造這家博物館，紅蜻蜓集團已經投入了數千萬元。除此之外，紅蜻蜓集團還先后出版了《中國鞋履文化詞典》、《東方之履叢書》等書籍，并發行了中國鞋文化個性郵票。

　　錢金波認為，品牌讓企業提升了無形資產。他笑著說：“紅蜻蜓這個名詞很美，牌子打出去后，我們花的廣告費比人家少，但美譽度和知名度可能比人家高”。在錢金波看來，一個企業的核心品牌往往體現了創始人的文化底蘊以及他的情感積累。“品牌要深入人心，要靠老板親歷親為，朝思暮想，要有感情的投入，而不是直接為了獲得利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