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春明致力于研究中國服飾已經有35年了，他一開始研究歷代服飾，并直接參與過好幾次重大的考古發現。有時即使沒在現場，但發掘中發現紡織品的遺存，還是要請他過去鑒定。他參與過的重大鑒定包括長沙馬王堆漢墓、江西星子宋元墓葬群等。此外他的研究還包括對有關檔案的梳理分析，做了十幾萬張卡片。在二者的基礎上，他撰寫了20多本專著，最有影響的當數《中國歷代服飾》，不僅出版了港臺版，還有6種文字的譯本，連外交部也買了一批送往駐外使領館，供外國友人欣賞閱讀。還有一本專著名氣更響，那就是《錦繡文章》，這是他依據新中國考古發現成果，引入1200張圖片，從文化的層面對中國歷代服飾進行的一場大規模梳理工程。這部煌煌巨作不僅獲得包括政府圖書獎在內的好幾個獎項，在國家領導人訪美時帶去的一批禮物中，無疑也是最能吸引老外眼球的。

　　最近他正在著手做一套《中國服飾全集》，共有12本。“目前世界上研究服飾是一個學術熱點。”高春明對記者說，“其中一個很大的原因是，紡織品保存困難，實物很少，完整的更加罕見。有一次我參加新疆一個考古發掘，從秦代的墓葬中挖出一些紡織品，但剛出土，被風一吹，就灰飛煙滅了，非常可惜啊！所以，研究服飾這個工作有點搶救文明的味道。”

　　我們有國服嗎？

　　服飾是人類文明的標志，服飾的發展是人類進步的歷史，而且從某種角度說，服飾也是一種意識形態。我們可以看到，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一些發展中國家通過強調民族服裝來保護本民族的文化基因，所以就有所謂的“國服”。在我們中國，這些年來關于國服的爭論也一直不斷，遲遲未能定論。但在幾年前在上海召開的APEC會議上，我們讓唐裝大大風光了一回。在代表國家的禮儀性場合，旗袍的風頭也一時無二。

　　高春明與同事還走出研究所收集服飾實物，30多年來，他們收集的實物包括服裝、刺繡、飾品、鞋子等。“當然，我們與一般古董商人的選擇標準不一樣，他們往往著眼于器物的經濟價值和升值空間，我們主要看器物能否代表一個時代風貌，有無斷代意義。”有一次，他聞訊趕到青海，去征集一塊出土的五代服裝殘片，但跑到那里一看差點昏倒，那個商販為防止殘片散失，竟然將它們粘在封箱帶上。殊不知這樣一來就無法揭裱了，珍貴的文物就這樣毀于無知和貪婪。

　　高春明在民間收藏界的知名度越來越高，許多古董商人經常請他去掌眼，他也將此作為征集的好機會。有時跑到外地，剛住下，古董商人就會聚到賓館周圍，拿東西請他鑒定。只要他鑒定過的服飾，轉眼就在原價位上加一個零出售，并注明“此物經高春明老師鑒定”。這樣一來，他的征集成本和難度反而大大增加了。

　　“所以我是與古董商人賽跑啊。還有一個情況是，國外的收藏家也越來越看重中國的服飾，流失海外的情況時有發生。他們出的價錢對古董商人而言更有吸引力嘛。”高春明說。不過即使如此，他與同事的成績還是可喜的。現在上海藝術研究所里收藏的歷代服飾有300多種，旗袍有100多件。
 
　　下面是記者與他的對話。

　　旗袍借鑒了漢服？

　　記者：一百年前，以孫中山為首的革命黨人將“驅除韃虜”作為喚起民眾的口號，并付諸行動。清王朝倒臺后，擺脫封建帝制桎梏的中國人卻選擇旗袍作為國服，這個問題所反映的國民心態你研究過嗎？

　　高春明：這是一個有趣的話題。我簡單地說啊，旗袍最早確實是居住在關外的滿族服裝。它主要表現為上下連屬，圓領，前后襟寬大，衣衩較長，袖子緊窄。而且男女都可穿著——只是婦女穿的“旗袍”在領子、前襟和袖口的地方都有繡花裝飾。1644年，滿族統治者入主北京后，因滿族人素有“旗人”之稱，所以他們所穿的袍服就被稱為“旗袍”。

　　按照清代法規，當時漢族女子可以不穿著旗裝。但服飾習俗的變遷往往隨著社會風尚的改變而發生微妙的變化。在滿族統治的近300年中，滿、漢婦女的著裝在彼此的對視與互仿中悄然融合，在款式與風格上有了諸多相似之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