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的經濟新革命，在一個又一個商業高峰刻下記號。劃下痕跡的，有成功者也有失敗者。成功者披著財富的鳳冠在歷史的畫卷中磅礴潑墨，失敗者卻握著沒有碑文的墓志銘黯然隱退。

三十年的經濟浪潮，悲劇所占的份量很多。悲劇，那是時代的底色，上升中總有悲壯的起伏，這正是歷史所不能遺忘的。不過，不是因為成功，而是源于失敗。

失敗者，也是這個時代的英雄：他們用激情、生命去賭刀尖上舞蹈的精彩；他們戴著腳鐐毫不猶豫地吃下第一個螃蟹；他們曾高舉流行的旗幟，成為影響我們一代人甚至幾代人的時代符號；他們不斷地走進鮮花與荊棘并生的世界……

然而，他們倒下了，以種種方式祭奠他們的錯誤，以種種結局陪葬他們的失敗。他們曾贏得漂亮的轉身，他們中有很多具備成功的秉賦，也有成為王者的潛質，卻一一被釘在十字架上，最終以不可遏制的速度走向衰落，接受失敗的拷問。長長的失敗回憶錄上，記下一串串曾鮮活時代但終究泛黃的悲情英雄的名單——步鑫生、馬勝利、儲時健、姜維、胡志標、戴國芳、黃宏生、鄭俊懷、袁寶璟、張榮坤……

成功的企業家總是相似的，失敗的企業家卻各有各的悲劇，他們的悲情因為“落馬”的原因而濃淡不一。歷數悲情企業家，主要有以下幾類：

1、落寞的改革者

他們被制度捧紅，成為當時的“紅一時”，扛起改革楷模的大旗，大刀闊斧地進行改革，為打破舊制度、舊傳統而吶喊。但“紅”只是一時，卻成不了一世，他們被不斷奔跑的改革浪潮遠遠拋下，經歷由時代先鋒變為落伍者的落寞。如步鑫生、馬勝利，他們既是奉獻的一代，又是犧牲的一代，吹響了改革的號角，卻因奏出改革的不協調音而歸于沉寂。

2、有原罪者

在中國，企業家的原罪更具有歷史性與時代性，它是企業家過去犯下的罪，并最終在經濟長袖善舞的今天粉墨登場。原罪有兩種類型，即制度性原罪與富人原罪。

制度性原罪指的是企業家發跡于“制度滯后行為”的經濟萌芽期，卻頂著原罪的帽子在法律、制度的空白地帶游走，原本小心翼翼的擦邊球成了原罪的元兇。如大午集團董事長孫大午因非法吸收公眾存款而被捕、新大地總公司總經理涂景新因涉嫌侵吞國有資產被捕，盡管他們被判無罪，但又實實在在曾被戴上原罪的帽子，而涂景新也最終失去了新大地。

所謂富人原罪指的是企業家用挑戰法律的方式來獲得灰色收益，如故意偷稅漏稅、鉆政策空子大肆排污、處心積慮地壓榨工人的血汗、賄賂等，在這些富人原罪面前，往往沒有情可講。如非法占有農用地的楊斌、挪用社?；鸬膹垬s坤等。

3、企業經營失敗者

他們縱橫捭闔，馳騁疆場，卻一腳邁進戰略定位失衡（多元化、并購不當）、資金管理不善、人力資源危機、“一個人的戰爭”等陷阱，最終畫地為牢，中了自己的圈套。吳炳新、趙新先、胡志標等曾“爭霸一代”的經濟英雄都是倒在企業經營不善上。他們的很多經濟智慧都被后來者所復制、模仿，但“失敗”的標簽也抹之不去。

4、錯位的理想主義者

他們志存高遠，是把理想主義、浪漫主義嫁接到理性經濟上的實踐者。理想是美好的，但往往會產生錯覺。他們無限放大的理想，過于超前的思想，與整個時代斷裂、脫節，失敗也就沒了懸念。德隆唐萬新最具代表性，他懷揣產業整合夢而締造德隆帝國，但由于體制缺陷、環境短視等原因，最終夢斷德隆。

5、“59歲現象”者

他們是“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打工皇帝，他們背靠國企的大樹，掌握著更多的資本資源與權力資源，成為國企改革的縮影，但卻邁不過“59歲現象”甚至“49歲現象”、“39歲現象”這道坎，背負法律與道德的拷問。如煙王褚時健、伊利鄭俊懷、中國航油陳久霖……，對權力的迷戀、不完善的薪酬制度等諸多因素，使得他們一腳從天堂踏進地獄。

6、“富豪法則”的迷戀者

有些富豪，在錢堆上站久了，就開始迷戀“大富驕橫，以暴制暴”的富豪法則。他們一方面扮演著謙和、顧家、儉樸、勤奮、創新為的經濟明星，背后卻對“辦了他”、“收拾他”、“不就幾個錢的事嘛”等樂此不疲。如億萬富翁袁寶璟、地產富豪周小弟雇兇殺人，山西億萬富翁閻林則為掃清路障致人死命，他們都在“富豪法則”上栽了跟頭，再多的財富也掩蓋不了他們的罪行。

7、政商關系失衡者

他們或埋頭經營，是經濟上的“好把式”，卻漠視政治環境，最終成為政治的棋子或制度調整的炮灰；他們或急于讓政府撐起保護傘，與政治保持過于緊密的距離，而被政治灼傷。鐵本戴國芳不幸淪為前者，而擅長政治做秀的牟其中則是后者。

8“陰溝里翻船”者

“陰溝里翻船”的企業家最令人扼腕惋惜。他們沒有犯罪，也沒有大的企業經營錯誤，把企業發展曲演奏得激情澎湃，卻在“非命”、“過勞死”等小插曲中擱淺。如被炸死的明達集團董事長葛君明、被歹徒用獵槍殺死的海鑫集團董事長李海倉。此外均瑤集團董事長王均瑤、青島啤酒集團有限公司總經理彭作義、上海中發電氣（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長積勞成疾，而在事業輝煌時倉促離世，他們中了“過勞死”的詛咒。

這些悲情英雄功成名就，卻不能功德圓滿地退場，以不同的方式延伸失敗的外延。但是，追根溯源，總能找到他們共同的失敗基因：世界五十多年的經濟飛躍，在中國濃縮為短短30年的經濟革命。伴隨超常規發展的，是制度“摸著石頭過河”，是不斷地蛻變、轉型與“試錯”。制度尚且如此，更何況企業家個人。很多企業家羽翼并不豐滿，盔甲并不堅硬，還有市場變幻、對手殘酷的考驗，他們倒下，并不為奇，甚至為經濟界“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常態。

這些英雄，是經濟革命的試驗品、犧牲品，更是坐標：他們成功的經驗，至少可以告訴追隨者，哪些是淘金的工具，哪些是財富的敲門磚；他們失敗的教訓，至少可以告訴后來者，哪些是致命的陷阱，哪些是傷人的荊棘。他們更為中國式、本土化的失敗，往往比西方的經商教科書要實用得多、豐富得多，也更有借鑒性。

如果我們因為“步鑫生時代”、“馬勝利時代”、“唐萬新時代”的一去不復返而漠視這些悲情英雄的存在，既是對中國整個經濟發展史的不尊重，更是一筆巨大的經濟文化的損失。所以，我們不能遺忘那個時代，更不能遺忘那些為社會創造財富卻留下遺憾的悲情英雄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