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斷提高準備金率，將使人民幣更加稀缺、中資企業資金周轉更加困難、股票市場市值持續縮水、外資企業廉價并購中資企業的機會更多、離經濟危機爆發的時間更近

　　打開6月8日某網站的首頁，最奪人眼球的新聞標題是“準備金率上調1個百分點至17.5%”，在這一新聞標題左側同時出現的一個更大字號的新聞標題則是“縫紉機大王飛躍集團資金斷鏈”。

　　筆者以為，這兩個新聞標題相逢在一起的背后，其實是現實經濟的必然性：當前的貨幣政策正在充當著本土企業資金流緊縮者的角色。

　　主觀目的與客觀效果截然相反

　　央行此時出臺準備金政策的意圖不難明白：減少貨幣供應量、抑制通貨膨脹、防止經濟過熱。但是，如果把央行長期執行的貨幣政策與匯率政策聯系起來看，筆者卻得出相反的結論：央行貨幣政策與匯率政策的組合恰恰是現階段通貨膨脹的主要原因，也是中國證券市場大幅下跌并威脅未來經濟金融穩定發展的重要因素。

　　去年第三季度的貨幣政策執行報告向全世界宣稱：“經濟學的理論分析和各國的實踐均表明：本幣升值有利于抑制國內通貨膨脹。”這說明撰稿者是西方經濟學的好學生，但也難稱華爾街的大師。比如，美聯儲前主席格林斯潘是華爾街大師們的老師，他的語言表達從不給全球投機者任何明確的預期。因為他知道，即使對于強大的美國經濟體，全球資本的“一致行動”和“羊群效應”仍然可以制造一場美國的經濟災難。而我們的貨幣執行報告與美聯儲相反，向全世界亮出了底牌：以人民幣升值來抑制通貨膨脹。于是，中國經濟招致了全球熱錢的“一致行動”的攻擊。當香港的老太太們開始在銀行排隊把港幣兌換成人民幣的時候，央行已經陷入全球兌換人民幣的景況下難以脫身。

　　在美國次貸危機中，美國推行垃圾美元政策，宣稱向市場提供無限流動性，把次貸危機轉移到每一個存在美元的角落，其中，中國成為美元泄洪的重災區。在此，我們不能過分責備美國不負責任。在大國博弈的時代，中國豈能期望其他大國完全對自己來負責？因此，應該檢討的是我們自身。

　　中國經濟發展模式是主要依附于西方消費大國的“制造加工模式”，榜樣是亞洲四小龍。上個世紀80年代后期提出并執行至今的“兩頭在外，大進大出”發展戰略是這種經濟發展模式的真實寫照。由此，中國對外經濟依存度逐漸擴大到70%，內需不足且難以提高。以能源、電力、原材料、資金、環境和勞動力等各類資源低價政策補貼著并支撐著一個高消耗經濟體的表面繁榮。當泛濫的美元政策推高了國際商品價格，從而進一步增大了能源、原材料、糧食等主要商品的國內外差價，這種模式勢必難以繼續維系。

　　換言之，人民幣的表面低估起因于國內資源價格的更大程度的人為低估。對此，我們沒有選擇提高資源價格、進而形成資源的市場化定價機制和市場化的保護機制，沒有讓富有彈性的價格體現中國資源的稀缺性，沒有停止低價資源補貼消費的狀況，而是選擇了人民幣升值。人民幣升值吸引了全球的流動性，而明確的人民幣升值“宣言”形成了外匯兌換人民幣的“一致行動”和“羊群效應”。

　　截至今年4月底，我國外匯儲備余額達到1.75萬億美元(實際總額已超過2萬億美元)，超過西方七國外匯儲備總和。今年前4個月外匯儲備同比增長40.9%，遠遠高于名義GDP增長率。預計2008年底外匯儲備余額將達到2.2萬億美元。只要海外熱錢不斷地涌入中國，那么，按照目前的思路，央行就需要不斷地收緊國內銀行和企業的銀根，把人民幣交給美元持有者，以便控制人民幣的增長速度和CPI水平。

　　如此操作的結果是，央行準備金率從2003年8月的6%提高到目前的17.5%，國內銀行和企業持有的人民幣比重持續下降，美元持有者所持有的人民幣比重持續上升。同時，國外凈資產在中國貨幣供應量當中所占比重從2003年的16%相應地膨脹到31%。

　　這意味著：(1)中國的貨幣發行權丟失了31%，這部分貨幣發行權已經轉移到了外國中央銀行(主要是美聯儲)，外國央行已經可以對中國的貨幣政策產生重要影響；(2)中國央行從本國企業手中抽走了31%的人民幣供應量交給了美元資產持有者，造成國內企業資金緊張、經營性周轉困難、大小商業銀行流動性缺口擴大、大量企業出現類似于浙江飛躍集團資金斷鏈情況，其政策根源正在于此。

　　可以想象，如果央行繼續推行人民幣對外升值政策與對內緊縮貨幣政策的組合，外幣凈資產在中國貨幣供應量中的比重必將由目前的31%繼續膨脹到更高，那么，中國還能有多少以人民幣結算的企業留存于中國的經濟版圖上？還有多少企業的股權掌握在中國資本的手中？還有多少貸款客戶屬于中資銀行？

　　特別需要強調的是，隨著中國貨幣主權的轉移，對應的國內產業控制權被外資所有者所掌控，建設創新型國家的金融基礎也逐漸喪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