溫州6萬家企業正處于停工的煎熬狀態，這大約是近半月間除江南水患、地震余波以外最為惹眼的事件之一。新華網6月19日以《溫州模式生死劫：6萬家企業命懸一線》為題的文章一面世，立刻引來各方關注。這僅是一樁突發事件？沖擊性如何？抑或是經濟發展中必須歷經的一個環節？是產業升級繞不過去的涅？上年“珠三角千家鞋企倒閉或外遷”事件倏忽間又重現在不少人的腦海里，人們并不愿意進行過多的聯想，但這兩樁事似乎總是會在不經意間發生碰撞，帶給人們某種暗示。

　　也許有人會說，原料上漲、出口受阻、銀根緊縮、節能減排等諸多不利因素是導致溫州6萬家企業停工的主因。可以看到的是，溫州這些企業的利潤正在同時承受著來自上下游兩條戰線的擠壓：上游是原材料和人工成本的飛漲，下游是匯率快速提高和次貸危機下國外訂單的萎縮。還有人說，溫州這6萬家企業大多是中小企業，中小企業固有的“生命周期”恰是溫州這些企業今年接連倒下去的宿命。總之，不少人認為，溫州6萬家企業的生死劫，更多的是時下“壞因素”疊加的結果。這與致使上年“珠三角千家鞋企倒閉或外遷”事件之因不盡相同。

　　改革開放以來，珠三角在全球產業轉移的三波浪潮中抓住了兩次機會：上世紀90年代中期之前以服裝、制鞋、玩具為代表的輕工業和90年代中期之后以電子信息為代表的IT業。上年大量倒閉的制鞋企業正是在上世紀90年代中期之前以區位、土地、勞動力等比較優勢為先決條件批量崛起的，此后，珠三角制鞋企業一路高歌猛進。觀察人士分析指出，珠三角制鞋企業批量崛起的決定性原因是當地各項資源要素的相對充裕，給了這些企業生長的適宜土壤。然而，全球產業轉移的第三次浪潮——2000年以后的重化工業轉移來臨之際，珠三角卻沒能抓住這一次的機會，原因之一就是此時的珠三角已經不具備承接這次產業轉移所需的充裕的各種資源要素，在遭受冷落數年之后，珠三角的制鞋企業倒閉進而影響當地的輕工業萎縮本在情理之中。

　　“溫州模式”的產生最早源于上世紀80年代中期，溫州被確定為14個沿海開放型城市之一，扎根于溫州人血脈里的經商文化和靈活的思維方式恰恰遇到了當時正在漸進開放的市場經濟，很快人們發現，“溫州模式”在“蘇南模式”、“義烏模式”等一批先后涌現出的經濟模式中凸顯而出，表現出強勁的生命力。實際上，溫州這種像野火一般被視為“野生”的經濟形式，造就出的大批溫州企業蓬勃發展，除了與溫州人和溫州的天然稟賦密切相關外，更重要的是外圍的市場因素在發生作用，是一股久久蟄伏的民間力量在市場的東風吹拂之下，數年間便顯現出“春滿人間”之相。正因此，我們不難想像，當市場的風向發生變化，或是驟變，溫州企業在沒有醞釀出適應新風向的能力時，倒下去將成為必然。

　　這樣看來，兩者看似連鎖式的“前仆后繼”實際上都是在面對同一個問題——產業轉移、升級換代的痛苦轉型。在這一現實面前，所謂的中小企業“生命周期”宿命等因素自然便退居到次要的位置上去了。

　　雖然，目前這6萬家溫州中小企業以暫時停工來對抗危機，力圖在堅守中等待轉機，但面對嚴峻的形勢，如此等下去，等在這些中小企業前方的是什么？最近，不少“壞消息”像紙片一樣飛來，不僅溫州企業，臺州飛躍、杭州南望集團、嘉興旭萊，一個個地方龍頭企業均相繼傳出資金斷鏈的消息。

　　出路何在？異地建廠，向新區域轉移顯然是部分企業的方向。從制造業來看，杭州、溫州等地的土地成本、勞動力成本等要素稟賦相對優勢已經喪失，但這些地區一直以來具有市場機制的靈活和企業經營的效率優勢，甚至最優的企業家人力資本，都可以在其他區域復制和發揮作用。

　　扎根當地，尋找新的比較優勢、提升服務和品牌營銷是另一個升級方向。對于有研發實力的企業，產品創新和開拓新的附加值高的市場應該是必然的選擇。因為那個僅靠低人工成本、低技術水平、保護性政策、粗放型無章法的管理就能生存的時代即將過去，在新的市場風向下，能夠存活下來的企業還必須走“管理創新、技術創新”精細化發展的道路，這已是業界專家的共識。

　　企業還需轉變觀念，從單純的價格競爭走向價值競爭，逐步從單純提供低價產品轉變成能幫助客戶解決所關注核心價值的提供商，通過提升企業在價值鏈中的地位來提升企業的盈利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