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大陸與香港和臺灣有著相似的社會文化和倫理習俗，在經濟發展上當然也會碰到同樣的問題：也是私營企業無力研究、開發甚至示范性地采用現代的先進技術，也是私營企業無法籌集到足夠的資金來經營那些為整個社會所必需的巨型企業。這是真正的內在原因，促使一百年來的中國歷代政府都不能不興辦國有經濟甚至國有企業以促進經濟發展。

　　弗朗西斯·福山在寫《信任》一書時，一定想到他為中國式的家族主義文化敲響了喪鐘，而在實際上，他在該書中的透徹論述，是為具有中國式文化國家中的私營大企業敲響了喪鐘。

　　中國在發展現代工業化經濟上的困境，其實從一千年前的宋代就開始了。那以后中國不僅有世界上最發達的手工業和商業，也有著最經典的資本主義私有制。經濟史的研究者都承認，至遲到4百多年前的明代，中國已經出現了很明顯的“資本主義萌芽”（雇傭勞動）。有人甚至認為，中國最早的“資本主義萌芽”可以追溯到唐代以前。可是問題恰恰在于，這些“資本主義萌芽”都沒能導致中國自主地發展起現代的工業化經濟。

　　鴉片戰爭之后，西方在制造業上的經濟優勢逐漸變得明顯起來。滿清政府在鴉片戰爭之后的一些年中，確實還曾經強行阻止過中國內地的某些建立使用機器的現代工業的嘗試，但就是在這個時期，清政府也辦過“洋務”，建立和經營了一些“官辦”（國營）的工廠。中國在甲午戰爭中敗于日本之后，清政府終于改弦易轍，變為積極鼓勵民間發展現代使用機器的工廠工業。也就在這時，中國私營企業在技術和籌資上的先天困難就暴露出來了。

　　研究過清末的那些著名實業家如張謇等人歷史的人都知道，他們為將企業作大而向他人籌資時遇到了多大的困難。這反映出當時的紳商地主們相互之間的信任度也是非常之低。這種不相信非自己親屬的人的心態，使中國無法產生真正的現代股份制企業，甚至將民間的私營企業作大都非常困難。當時需要最多資本的投資項目無過于鐵路，而在中國集聚民間資本的困難之處就集中體現在清末興辦鐵路的風波之中。

　　胡繩所著《從鴉片戰爭到五四運動》（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2章第4節概述了清末各省圍繞鐵路商辦還是官辦所發生的斗爭。1905－1906年江蘇、浙江兩省的紳商們代表民間資本堅持“商辦”滬杭甬鐵路，雖然在一個時期內堅持了該鐵路公司的商辦性質，但資金等方面的問題卻使該鐵路遲遲不能建成。其它有些省份的商辦鐵路公司也多半是這種情況。因此清政府覺得有理由認為商辦不如官辦。光緒34年（1908年）5月的一道上諭說：“近年各省官辦鐵路，皆能克期竣工，成效昭著；而紳商集股請設各公司，奏辦有年，多無起色，坐失大利，尤礙交通”。

　　以后湖南、湖北等省也都發生過民間的紳商學界要求商辦鐵路的爭路權運動。1911年清政府發布上諭，指責廣東、四川、湖南、湖北的商辦鐵路近幾年來毫無成效，宣布實行鐵路國有政策。按照這個政策，清政府將四川的“鐵路公司”正在籌建的川漢鐵路收歸“國有”，而這卻遭到了四川的紳商以致普通群眾的廣泛反對。四川的紳商們組織了“保路同志會”，開展了群眾性的“保路運動”，并且很快發展成與清政府的武裝沖突。“保路運動”進一步如此發展，就成了引發武昌起義和辛亥革命并最終推翻清王朝的導火索。

　　表面上看，四川的“保路運動”和各地的爭路權運動反對的都是鐵路官辦或“國有”，但是實際上這些斗爭都涉及到中國民族資本與外資的矛盾。當時在清政府中負責修筑鐵路事務的大臣盛宣懷認準了“引進外資”一條路，先有1898年簽約將滬杭甬鐵路路權讓與英商，后有1911年與英美德法四國銀行團簽約借款修筑“收歸國有”的川漢鐵路和粵漢鐵路。所以當時的民間資本回擊清政府說，所謂官辦，其實是靠借外債而出賣主權給洋人；四川的保路同志會更宣稱，“川人之極端反對者，……不在路歸國有，而在名則國有，實則為外國所有”。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盛宣懷在1870年代論及煤鐵、礦務、航運企業的創建時還宣稱，此等企業“責之官辦，而官不能積久無弊”，“若非商為經營，無以持久”。這段話前些天還被陳志武先生引用，作為“私營企業天然優越”的佐證。但是盛宣懷在20世紀初卻出任了漢冶萍公司總理，并且一手操辦了1911年的“鐵路國有化”，闖下了天翻地覆的大禍。他之遭后來的中國人唾罵，也并不是因為他從主張“商辦”變為操持“國有化”，而是因為他操持的“國有”會變成“外國所有”。

　　歷史的結局是，辛亥革命以后在中國所興建和經營的鐵路，如果不歸外國所有，就幾乎全都是一開頭就為國有。中國的私營企業一直沒有能力為鐵路這樣大的投資項目進行籌資和經營管理。民國時期私營的工商業有過一定的發展，但是一直十分弱小。而國民黨政府為了加快經濟發展和增強國力，也很早就開始興辦和經營國營企業。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后，政府在30年中推行的是公有化政策，1978年時中國的國有企業在工業生產中占了統治地位。私有化的鼓吹者們總是認為，那時的“公有企業占統治地位”是政府的政策“違反自然規律”“人為地”制造出來的。但是也正因為中國政府依靠國有經濟和國有企業來有計劃地推行工業化政策，中國才能在半個多世紀中一直保持著比同樣落后的大國印度高得多的經濟增長率。

　　1978年中國轉而實行“改革開放”的經濟政策之后，保持了年平均9％的高速經濟增長。普遍的論調是認為這樣持續的高增長來源于私營企業的發展，特別是來源于外商投資企業大舉進入中國。其實這是對中國最近這27年歷史的誤解。不要說這些年中中國的國有經濟和國有企業仍然有顯著發展，就是外商投資企業和私營企業的迅猛發展也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中國的國有經濟。

　　熟悉中國的外商投資企業狀況的人都知道，外商在中國投資的企業大量使用了中國國有部門提供的技術人才甚至管理人才，有許多大的外商投資企業干脆一開頭就從與中國國有企業合資開始。為外商投資企業提供技術人才和管理人才的國有部門，不僅包括國有的高等院校和研究所，而且包括了國有企業。沒有國有部門為外商投資企業提供的這些技術人員和管理人員，外商投資企業絕不可能在中國取得那樣多的利潤，中國也絕不可能吸引那么多的外商投資。

　　最近二十幾年中國經濟增長最強勁的地區中，只有浙江省是真正靠當地的私營企業而取得了快速的經濟增長。熟知當地經濟狀況的人都知道，20世紀80年代中國經濟增長最快的兩個地方——廣東的珠江三角洲和江蘇的蘇南地區，除了外商投資所起的作用外，主要是靠集體所有的鄉鎮企業甚至國有企業帶動了工業和整個經濟的增長。而這兩個地方鄉鎮企業的發展，在很大程度上是靠利用國有企業向它們溢出的技術（通過聘請技術人員和其它方式），同時也靠當地國有銀行由于有了信貸自主權而對本地鄉鎮企業極為寬松的信貸支持。

       中國的私營企業也依賴于國有經濟

　　浙江的私營企業早期的典型是溫州的家族小企業，近十年來則以臺州等地的規模較大的私營企業為代表。浙江私營企業的高速發展，確實首先得益于浙江私營企業家們的勤奮和精明以及敢冒風險的創業精神，但是它們同時也大量利用了國有部門溢出的技術。一旦沒有了比它們技術水平高的國有部門向它們溢出技術，它們的發展就會立即陷入停滯。

　　溫州的經濟崛起開始于20世紀80年代初，當時它幾乎完全依靠汪洋大海般的個體家庭工業。從那以后，小型的私營家族企業一直是溫州經濟的主體。在20世紀80年代，溫州經濟增長的支柱是發展日用品（如鈕扣）的制造和電器開關的制造，這些產品的制造技術在當時的中國已經獲得普及，可以很容易地從國營企業甚至鄉鎮企業獲得這些技術。20世紀90年代溫州的經濟仍然以生產和銷售日用消費品為支柱，但是產品的技術含量有所升高，標志性的“拳頭產品”已經變為低檔的鞋和一美元一個的一次性打火機。這些產品的生產技術顯然來自于外商投資企業，但是它們也是在全世界已經普及的比較簡單的技術。

　　靠著這些私營家族小企業克勤克儉、艱苦經營，溫州人有了較高的人均收入并積累了巨額資金。據可靠的估算，溫州的民間資金有3000億元。可就是在這樣的條件下，溫州本地的經濟卻逐漸陷入停滯。進入21世紀之后，溫州的經濟增長率一度降為浙江全省最低，投資不振。溫州人的大量資金在2003年和2004年流向全國各地的房地產市場去買賣住宅，“溫州炒房團”成了全國媒體有關房地產報道的關注熱點。還有許多溫州人將資金投入山西的煤礦，成了所謂的“炒煤團”。

　　最近幾年溫州所呈現出來的，不是經濟的發展，而是倒退。本來經濟的發展和增長主要來源于技術進步，它應當首先體現在產業升級上，體現在支柱產業的技術密集程度不斷提高上。但是溫州的企業家卻從有一定技術含量的日用消費品生產轉向了使用最原始技術挖煤的山西私營小煤窯，這就不是產業升級，而是產業的下降。

　　溫州人的投資方向所反映的這種經濟停滯和水平下降，絕不是由于溫州人的資金已經絕對地過多。相比日本和美國等經濟發達國家，溫州人的人均資金數額還是比較少的。如果溫州人從事象日本和美國那樣高技術含量的資本密集式生產，溫州人自己有的這點資金是不夠用的。溫州最近幾年出現的是資金的相對過剩，而這種過剩的根源恰恰在于溫州特殊倫理習俗下的家族私有制。

　　溫州人自己這樣解釋他們為什么將資金投向倒賣大城市的住宅：作其它的工業我們沒有技術，作大商業我們斗不過美國沃爾瑪那樣的跨國超級市場。現在跨國公司已經進入中國，我們已經無法在制造業和商業領域同它們競爭。這就是說，首先是缺乏較高水平的技術，使溫州人無法進一步大量投資來發展更高水平的制造業。

　　但是妨礙溫州產業進一步升級的不僅是溫州人能夠掌握的技術。許多企業規模較大的制造業，如農用車制造、摩托車制造等等，一方面需要大量資金，另一方面國內也掌握了足夠多的技術。有3千億資金的溫州人如果能采用現代的股份公司形式，就可以將他們多余的資金集中起來，在這些產業的發展上取得成就。但是溫州人卻一直不能這樣作。

　　這里就暴露出溫州的家族私有制根深蒂固的弱點。溫州是福山所說的那種信任度低的社會的典型，人們一直固守著頑固的家族主義，對并非自己親屬的人不真誠、不信任、不自愿進行有組織的合作。這樣的社會文化和倫理習俗必然導致他們自發地抵制英美式的現代股份制企業，而一直以家族為單位來經營和運作資金。

　　其實，就是溫州人缺乏產業升級所需要的技術這一點，都反映了溫州家族私有制的根本弱點。有3千億資金的溫州竟然不能開發出適用于溫州的產業升級技術，這簡直就荒唐可笑。任何搞技術開發的人都清楚，用這3千億資金的百分之一（30億）可以開發出多少實用技術。問題只在于，在溫州那樣的家族私有制文化下，找不到私人自發投入足夠資金進行技術研發的途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