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調整“經濟過熱”、回收“流動性”、抑制物價上漲，防范金融風險，2007年央行已經連續4次加息，累計發行超過2.5萬億元票據，財政部發行1.55萬億元特別國債，用于購買約2000億美元外匯，并在2007年連續十次上調存款準備金率后，再在200 8年上半年連續四次上調，由9%上調到17.5%的歷史高位。其緊縮政策力度不謂不大，但效果并不如意，操作空間也日益縮小，對經濟持續增長造成損害也已經顯現。

　　從去年開始，國內外一連串對企業不利因素同時集聚，油荒、電荒、原材料漲價、人民幣升值、勞動力成本上升、出口退稅率下調、環保門檻抬高、美國次貸危機及世界經濟放緩導致需求萎縮等等，導致大量中小企業和出口型企業深受打擊，長江、珠江三角企業正面臨“前所未有”的危機。美國的次貸危機發生后罕見地動用政府、國會、美聯儲等所能動用的一切力量，實施了減稅、降息、直接提供貸款等所能采取的一切干預措施。相反，我國卻連續實行緊縮政策，企業組織生產的資金越來越緊張，規模較小和抗風險能力較差的中小企業日益面臨著融資難的窘迫局面，甚至我國全球最大縫紉機廠商飛躍也有面臨“資金鏈斷裂”、“申請破產”的傳言。

　　中小企業和出口型企業包括紡織服裝、玩具以及家具等企業為勞動密集型產業，容納巨大的就業人員，這些產業的升級是一個自發的市場過程，也是需要相當長時間的過程，短期內一連串對企業不利政策和因素同時集聚，根本沒有給這些產業升級的機會，就將造成大量的企業倒閉，不但惡化就業形勢，還對經濟持續增長造成損害，存在經濟硬著陸的風險。

　　宏觀控制另一個目的是抑制物價上漲過快，原來認為是由國內糧食食品和豬肉價格上漲引起的所謂“結構性上漲”，采取相關針對性措施和政策后發現效果不大，通漲依然繼續，特別是國際市場大宗商品價格超歷史新高，導致我國進口成本增高，推動國內物價上漲。因此，此輪通脹除了國內小范圍因素外，最主要的是石油、礦產資源和糧食為背景的全球性輸入型成本推動，即最終由原來的“結構性上漲”認識到現在的“輸入性上漲”。對于中國已經極大地融入世界經濟之中，可貿易商品幾乎全部由全球定價，可貿易商品國內價格必然隨著國際價格上漲而上漲（但我們一直來的政策卻相向而行，即幾乎只是對可貿易商品實行補貼，那么商品出口實際上就是長期以低廉的產品去補貼全球的物價，反而不可貿易商品如房地產和勞動力沒有或缺少補貼而不斷上漲，讓普通國民承受更大的通漲壓力），因此采取緊縮信貸和實行價格補貼政策根本于事無補，僅靠我國自身絕對是無能為力扭轉持續通脹這個局面。

　　既然全球性輸入型通脹我國自身無能為力，通脹仍將繼續，那么提高勞動者收入成為減輕通脹壓力的關鍵。但短期內一連串對企業不利政策和因素同時集聚，造成大量企業的停產、半停產甚至倒閉，顯然不利于勞動者收入的提高。而且信貸緊縮也意味著投資的減少，沒有充足的資本來追逐一定數量的勞動力，也就不利于勞動力價格的上漲，延遲“劉易斯轉折點”的到來，直接影響到國民的整體福利。

　　利率、匯率、準備金率三方面的調整已經與中國目前的宏觀經濟狀況充滿矛盾，牽一發而動全身，在全球性輸入型通脹下，貨幣政策操作空間日益縮小，目前一刀切的緊縮信貸政策既損害自身經濟持續增長，也不能有效抑制“輸入性通漲”。因此，“攘外”不如“安內”，應適當放松信貸的政策，保持自身經濟持續增長更為有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