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去年下半年開始，整個中國制造都在經歷一場大考。是有一些企業關門，但遠非成千上萬，上規模的企業出事的很少，倒的大多是既無技術實力又無資本實力的中小企業。如果這次大考能過，將來MadeinChina就會是品質的代名詞。但是現在，大部分中國企業還在半山坡上艱難地行進

　　風霜雨雪

　　幾公里的狹長丘陵谷地里，聚集了三千多家制鞋或鞋材企業，它們分布在朝向各異的民宅或廠房里，這些建筑看起來像各種比例的水泥方塊，雜亂地簇在蜿蜒的公路兩旁，被綠色的田野包圍，更遠處，起伏的丘陵郁郁蔥蔥。

　　首次來到吉隆鎮的人，很難不被眼前的景象震撼。這里屬于廣東惠州，20年前還是一個鄉村小鎮，但現在或許是全世界鞋廠密度最高的地方。幾乎有樓房處就有幾十家鞋廠。

　　雖然在兩年前如愿拿到了“中國女鞋生產基地”的牌子，但這里的鞋廠絕大部分只能稱為家庭作坊，幾臺鞋機、二三十個工人，就是一個廠。這里最大的企業，到了東莞，只能算中等規模。

　　3月底，當知道有記者來訪，幾位當地鞋業的頭面人物聚到了一起。幾小時的聊天中，苦惱、無奈、苦笑的表情交替出現，笑容難覓。

　　“我們現在是風霜雨雪都遇到了，就是沒有陽光。”說話的鞋廠老板數起手指頭，原材料價格上漲、人民幣升值、出口退稅減少，還有勞動合同法。旁邊的人提醒，電價漲了、缺工也得算上。

　　“風霜雨雪”加起來，成本上升差不多30%，是利潤的幾倍，價格又提不上去，“沒訂單，還主動一些，手上有訂單的，做多少虧多少。”

　　可開工廠的，又不能不開工，要不工人都走了，拿了合適的訂單也做不了。幾臺機的小作坊還好，隨時可以關門，大廠只能硬著頭皮做。即使這樣，還有麻煩——工人不夠。

　　吉隆鎮上的當地人只有不到5萬，但外來工人有15萬，每年生產6億雙女鞋，80%出口。這里的月工資已經到了1600元以上，比“珠三角發達地區”高出了200-300元，可因為是農村，前兩年開始工人慢慢短缺。成本上漲的麻煩甚至比不上缺工的麻煩。

　　到處都缺人。在座的一個老板，去年剛投產了鎮上最大的鞋廠，現在開工不足20%，“只要有工人，我還是有把握能做下去的。”

　　鎮上的鞋業廠商會去年組了一個團，到內地幾個省份去招人，悻悻而歸，“內地的政府很客氣，但名為勞務，實際是想招商。”

　　現在很多小廠關閉，他們看到的“只有黑暗，沒有光明”。

　　怎么活下去？

　　遷移？“怎么遷？我們都是吉隆的農民，幾個人、幾十個人用鉗子做鞋，一步步走過來的。身家都在廠房、設備上，現在賣也賣不出價。走也走不動。”

　　升級？大部分吉隆的鞋廠還處在從作坊向流水線升級的過程中。建了流水線的大廠“只能談生存”，用什么升級？
 
　拿定價權？“你告訴我，我們這些草根小企業怎么去拿定價權？去年年底，龍永圖在東莞說，中國制鞋企業要拿到定價權，我幾乎聽不下去。他自己試試！”

　　更大的麻煩還在后頭。勞動合同法執行后，工人和老板的糾紛肯定不斷，現在許多工人動不動就是“我告你”，接下來幾個月要忙著應付糾紛了。

　　確實沒有一個好消息。難道這個奇跡小鎮只能從此沒落？對著幾位神情凝重的草根老板，記者不忍心問出這個問題。但一個老板的喃喃自語，還是讓人心生安慰，“我們當年怎么走過來的，就怎么走過去。”希望，向來屬于自救者。

　　大考來了

　　一百多公里外的深圳，“氣壓”遠沒有吉隆那么低。“現在MIC(中國制造)面臨一次大考，不是一般的升學考試，是高中升大學的考試。”深圳榮恩公司副總經理方至剛對中國制造的處境有著自己的判斷。方至剛1986年就來到東莞，管理一家臺資鞋廠，是第一批到大陸的臺灣人。他一生只做了一個行業——制鞋。

　　當初他來到大陸，正是由于臺灣鞋業因成本全面上升而整體外遷。“與20年前的臺灣相比，現在大陸的成本大沖擊，我看到的是更坦蕩的路。”

　　他認為，這次成本沖擊將帶來行業整合的機會，是好事——一直以來，有太多的小企業打價格戰，把市場行情搞亂，他用“宵小”形容它們——現在，行業里真正有能力的企業將有可能在合適的舞臺上發揮得淋漓盡致了。“行業會更健康，MIC會打得更響。曾幾何時，MIC是低等品的代名詞，如果這次大考能過，MIC將來就是國際品質的代名詞。”他說，從這個意義上，他歡迎這次沖擊。

　　他認為，該轉移給客戶的成本就要轉移，MIC應該勇于提價，“如果外國人不接受，就讓他們離開中國市場好了。”

　　他現在所在的公司是一家本地公司，但已經是全球第五大運動鞋貿易商，在福建泉州有自己的生產線，今年出口價格已經提高了20%以上，現在訂單忙得做不過來，工廠負責人不得不到東莞來招工。

　　方至剛惟一的擔心是，成本上升過快，可能會讓一般健康的企業都消化不了，只有真正強壯的企業才能過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