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東亞金融危機爆發后中國宏觀經濟政策迅速從緊縮轉向擴張的戲劇性變化是否將重演？近期一些事態的發展令許多人產生了這樣的猜想：省區市和中央各部門主要負責同志在會上提出要防止經濟大起大落，而且會后新華社新聞通稿全文都沒有提到“適度從緊的貨幣政策”；國務院和財經部門高層密集調研沿海經濟、外貿大省；中國持續數年的宏觀經濟政策取向似乎正在發生微妙的轉變，對“從緊”政策取向的異議聲浪上升，主張“放松”的聲浪顯著加強。

　　在外貿領域，雖然轉變經濟增長方式、推動經濟增長更多地依靠內需而不是過度依賴外需是我們的長期目標，但在可預見的未來，出口仍將是拉動我國經濟增長的主力之一，而人民幣過度升值和國際經濟環境惡化有可能導致我國出口貿易急劇失速，從而對整個宏觀經濟、乃至社會穩定產生嚴懲負面影響；國際競爭原則也要求我們不可盲目拋棄出口，給我國的競爭對手創造機遇。

　　宏觀經濟政策取向的高速已可預期，我們更需要關注的是高速時機、力度和防范偏差。在貿易方面，雖說對出口部門的適度解救是必要的，這絕不意味著政府部門應該在力度和范圍方面開出空白支票任出口部門填寫。

　　首先，我們也不可過度夸張外貿企業當前的困境，不宜無差異地一味要求放松貿易政策，以至于犧牲結構調整目標。在當前的國際貨幣體系下，出口部門贏得相對于國內部門優勢，1997—2005年(人民幣匯率改革之前)的中國就是典型，目前也沒有根本改觀。即使中央銀行的沖銷操作便利使所有產業部門都蒙受了銀根緊縮的沖擊，相形之下，出口部門的處境仍然相對好于單純的國內部門。

　　其次，雖然上半年貨物貿易順差(990.38億美元)同比下降11.8%，引起了廣泛的關注，但巨額貿易順差依然是宏觀經濟外部失衡的表現，外匯占款不僅依然是我國基礎貨幣投放和通脹壓力輸入的主渠道，且通貨膨脹是我們必須面對的長期挑戰，6月份的CPI賬面數字下降很大程度上不過是價格管制措施強行壓制所致，房利美、房地美兩大美國房貸機構陷入技術性破產，給中國特有的數千億美元相關債券帶來重大沖擊，也再次說明巨額外匯儲備給我們帶來了怎樣的風險。

　　因此，從宏觀經濟平衡的視角看，只要我們的實際出口仍在增長，只要我們的進口金額增長不是“挨宰”所致，貿易順差縮減就是好事而不是壞事。

　　第三，我國出口增速的下降伴隨著出口商品結構的改善。出口增速下降主要體現在傳統大宗商品出口增長放緩，特別是上半年服裝及衣著附件出口僅增長3.4%。以機電產品為主的先進制造業是中國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的前途命脈所在，只要我國機電產品出口保持著較高增長速度，那么我們出口的全局就糟糕不到哪里去。

　　第四，我國某些行業出口增長速度放緩，是因為我國在這些產品的國際市場上已經占據了很高的份額，無論如何加大出口激勵措施的力度，指望這類行業出口數量繼續維持兩位數增速就毫無疑問是徒勞的。

　　更重要的是，擴張性的總量政策往往會犧牲提升結構的目標，而結構一向是中國對外經貿乃至整個經濟發展的大問題。“對外貿易貧困化增長”這個術語本來源于一些以初級產品出口為主導產業的發展中國家貿易條件惡化，導致其出口數量增長而收入增少；我國出口仍然以制成品為主，但利潤微薄且多數歸屬外資企業。

　　因此，存在貿易規模增長但對整體經濟發展貢獻減少的風險，成為新形式的“對外貿易貧困化增長”，扭轉這種令人痛心疾首的局面是我們不可動搖的目標。為此，即使放松貿易政策，我們也不應犧牲提升結構的目標，放松貿易政策不應淪為救援高能耗、高污染、低增值產業的及時雨，不應縱容企業放棄自我調整，自我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