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過長期的高速增長，浙江經濟率先面臨了內外交困的不利局面，外是貿易環境的惡化，內是資源的不斷緊缺。在這一背景下，浙江被迫從規模擴張的外延式增長向質量提升的內涵式增長轉型，實體經濟本身也有向貨幣經濟轉型的內在趨勢。在這些轉型中，諸多的難題提前暴露出來。浙江的難題也是中國的難題，浙江的經驗也是中國的經驗。 　　

　　據說網友們選出了中國的“新三大火爐”，浙江省會杭州赫然其中。的確，7月的杭城，驕陽似火，熱辣的氣候是杭州除西湖之外給游客留下的最深刻之印象。然而單就經濟氣候而言，全國都有從偏快到過熱的轉變之勢，但浙江卻幾乎是中國經濟最“冷”的省份。 　　

　　我們可以用一組數字來對比全國與浙江之經濟氣候。上半年，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增速，全國25.9%，浙江11.4%；房地產開發投資增速，全國28.5%，浙江16.4%；工業增加值增速，全國18.5%，浙江17.7%；凈出口增速，全國83.2%，浙江26.5%；工業企業利潤增速，全國42.1%，浙江31.9%；CPI，全國3.2，浙江2.3(圖1)。 　
　　浙江之冷與全國之熱，孰優孰劣，有何深意呢？浙江省內將上半年的態勢概括為“快中見好”。一方面，浙江的GDP增速高達14.7%，僅次于江蘇；另一方面，浙江單位電耗上升幅度遠低于全國，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能耗下降幅度也遠大于全國。所以，浙江經濟狀況大致上要優于全國平均水平。我們也從浙江的經濟增長看到了未來中國經濟增長的趨勢。 　　

　　千金易得，一地難求 　　

　　與其他省會城市大興土木的熱鬧場景不同，杭州多少顯得“靜悄悄”的。投資偏冷的狀態，在浙江省內也引起了不少爭論。一種觀點認為，投資低增長很正常，因為基數較高；另一種觀點則反駁說，這是不正常的，沒有一定的投資增速，經濟增長后勁不足。我們支持第一種觀點，而理由不僅是基數高低。 　　

　　改革開放以來，東部地區經歷了高投資、高增長的階段。東部地區包括浙江的固定資產投資都明顯快于中西部，迅速的資本積累及其蘊含的“資本紅利”，引領東部地區“先富起來”了。當前，中西部地區正在通過投資來復制東部地區的增長路徑。 　　

　　用“千金易得，一地難求”來形容浙江毫不為過。雅戈爾最近在杭州拿了一塊地，其成本高達15000元/平方米；而眾多工業園鱗次櫛比的廠房都擴到了公路邊，連知了都不知去哪兒了。與土地資源緊張相應的是，人才緊缺。我們在一家生產戶外用品的外貿企業了解到，它們普通制造工人的工資最多可到三四千元，即便如此，它們還要到四川、貴州等中西部地區去招會操作工業縫紉機的工人。原因很簡單，做洗發妹都可以輕松賺得兩三千元一月，何必在車間辛苦呢？ 　　

　　現在中西部地區土地、資源、勞動力都比東部充裕，所以外延式擴張的增長方式很受歡迎。對此，浙江和中西部地區的官員存在一定分歧。我們在湖北調研時發現，當地的官員有所埋怨的是：東部地區靠高投資、高污染、高排放的粗放模式實現了最初的增長，原始積累完成了，該我們了吧？結果，中央又遏制投資過熱，又來節能減排。單純靠復制東部的外延式增長重重受阻。 　　

　　浙江的官員則對這種觀念表示擔憂。環境污染和資源消耗都是不可逆的。中西部完全可以繞開浙江當年走過的彎路。現在浙江地價很貴，不可能加快固定資產投資；人也難找，不可能繼續發展勞動密集型企業。所以，浙江被迫從外延式增長向內涵式增長轉變，如增加勞工福利、加快技術改造、加大研發投入、強化品牌建設，等等。 　　

　　當然，“快不一定好”的經驗可能被中西部地區譏諷為“站著說話不腰疼”。但我們相信，時間是最公正的裁判。其他省份的外延式增長也必然陸續向內涵式增長轉變。 　　

　　外貿的冬天來了： 　　

　　緩沖時間是關鍵 　　

　　“最多撐三年”，一位外貿企業的副總告訴我們。現在出口企業受到內外兩個方向的雙重擠壓。一方面，國內工資、原材料價格上漲；另一方面，人民幣天天升值、出口退稅率頻繁下調。所以，外貿企業紛紛感嘆“冬天來了”，外貿環境變冷了。然而，浙江只是比全國早些年碰到貿易條件變壞的情況罷了。觀察浙江企業的處境和思考能給人帶來先見之明。 　　

　　宏觀分析師最感興趣的還是這雙重的擠壓對企業業績的影響。上述外貿企業的銷售人員已經在反映“提價很困難”。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沃爾瑪在印度和越南的采購直線上升。負面影響肯定是有的，但不可夸大。 　　

　　企業也在開動腦筋來應對升值和出口退稅率下調，諸多辦法也確能在一定程度上減小負面影響，比如，搶出口、跑量、關聯交易、騙出口，等等。還比如，國際進口商適當讓利，出口價格本身就包含了出口退稅。但這些措施都沒法持續。比如，出口退稅率調整搞“突然襲擊”，企業不可能在短期生產太多產品；即便運好產品去碼頭搶出口，也因集裝箱不夠只好運回去。跑量的結果很具有反諷性—限制出口的措施導致了更多的出口。 　　

　　我們也發現一些“幸災樂禍”的企業歡迎人民幣升值，甚至希望出口退稅全部取消。諸暨的一些大珍珠商是希望有機會提價的，而夢娜襪業向來都只把退稅當成“額外的”收入。浙江經濟呈現“小狗經濟”的特征，大家都很小，競爭很激烈，所以價格很低，利潤很薄。貿易環境一旦惡化，小企業被迫關門或者轉行，而一些大企業則將享受貿易順差集中度上升的好處，它們巴不得貿易環境惡化一點來逼“小狗”們退出，避免其“攪局”。珍珠價格提高，才能還原珍珠之價值。事實上，上市公司都是同行業中的佼佼者。它們虧損倒閉的風險較小，它們需要的是緩沖時間。 　　

　　重選客戶需要時間。貿易環境惡化使“議價”的天平偏向國際客戶，但有些企業甚至國際知名大企業，趁火打劫，百般刁難。比如，客戶經常驗廠，經辦人要求非法回扣，等等。本地企業面臨著重新選擇客戶的艱難歷程。 　　

　　貿易布局需要時間。出于對人民幣持續升值的預期，有些企業正在考慮貿易轉向，從外貿轉內貿。這也需要兩到三年。 　　

　　品牌推廣需要時間。大多數企業都是做OEM，議價能力較弱。它們需要建設自主品牌，提高技術含量，增強議價能力。這顯然也非朝夕之功。 　　

　　因此，浙江的出口企業最害怕的就是貿易政策不穩定，突然的政策調整讓它們倉皇失措。然而，如果這兩三年內貿易條件加速惡化，如人民幣加速升值，浙江的一些企業家毫不隱諱地表示自己的“冤枉”：國家是要限制加工貿易，但升值和出口退稅率調整限制不了加工貿易，反而限制了本要支持的一般貿易。“一刀切”的政策也是地方企業非常害怕的。全國的順差還很熱，但浙江的貿易已在變冷了(圖2)。 　　

 　　節能減排，機會在其外 　　

　　發展慢令人苦惱，發展快也能帶來“令人愉悅的憂傷”。當前，浙江的單位能耗僅0.87，已經比全國十一五規劃要完成的目標低(圖3)。整個東部地區的能耗都要低于中西部，這是因為東部地區的經濟增長快，總量大。借用經濟學的“邊際”概念，單產能耗越低就越難再減少。 　　

　　資源消耗與環境污染受制于經濟發展的階段。關于發展階段的問題，與我們一起討論的浙江官員似乎玩起了“繞口令”：后工業化時期、工業化后期、工業化中后期。不論如何，他們都承認，大多地市仍然奉行“工業立市”的方針。這一時期，浙江經濟出現兩個特征：一是工業重化，二是城市化。先說城市化，城市化加快使得居民能源消耗加快，空調、汽車都不是省油的燈。然而，開空調、駕汽車并不直接創造GDP。 　　

　　然后是工業重化。全國也都工業重化，這也是我們從浙江經濟看全國的又一個理由。當然，浙江的重化是市場推動的，而其他地區的重化多受政府規劃。隨著經濟增長，浙江本地對鋼鐵、電力、水泥、有色金屬、建材、化工等“雙高”行業的需求與日俱增，這不可避免地拉高了整體單位產出能耗。 　　

　　節能減排肯定是越到后面越難做。難能可貴的是，浙江的節能減排還走在全國前列。2007年上半年浙江單位GDP電耗上升僅0.7%，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能耗同比下降5.4%。特別是，綜合能耗5000噸標準煤以上的1311家重點用能企業的工業增加值能耗同比下降6%。浙江計劃今年淘汰關停15家鋼鐵企業，已有14家停產，其中10家的小高爐已經拆除。節能減排力度之大，可見一斑。 　　

　　在這種背景下，市場最關心的是，節能減排的力度能否維持？節能減排帶來的機會是什么？現在節能減排的做法是，總理與各省省長簽節能減排協議，省長與市長簽，市長與縣長簽，縣市領導再與當地大企業簽。節能減排與政治考核巧妙地結合在了一起，這將極大刺激地方官員抓落實的積極性。浙江經濟較為發達，既有實力在耗能行業作內部調整、技術升級，也有實力淘汰落后產能。第一條政治掛帥，在全國落實也并不困難。關鍵是第二條，有實力的省份可以做到，比如浙江今年計劃投入6000多萬元進行節能技改，那么經濟欠發達的省份呢？ 　　

　　關鍵還是中央。如果節能減排再次變成“中央請客，地方買單”，那地方肯定也只有虛與委蛇，應付過關。舉個例子。差別電價被用于限制高耗能企業，但是多收的電費卻被上面收走了，地方一分錢都拿不到。然而，地方政府還需安置失業人員、還要承擔耗能企業的利稅減少的損失。所以，中央是否愿意出錢，是否可以超越部門利益，對欠發達地區節能減排的落實至關重要。否則，我們并不樂觀。 　　

　　節能減排做下去，它的投資機會何在呢？現在市場往往看到幾個環保公司，幾項節能技術。我們認為，這種投資視角“只見樹木，不見森林”。節能減排之后的真正機會在于“節能減排之外”。從微觀上講，節能減排主要寄希望于大企業，而眾多“千家萬戶”的小企業面臨關停或轉行。所以，行業集中度將提高，過度競爭的局面將有所緩和，這將提升大企業尤其是行業龍頭的景氣度。 　　

　　從宏觀上，調整產業結構是節能減排的根本之法。發展第三產業、高技術產業，自然而然就形成了節能減排。以浙江為例，第三產業占GDP比重從40%上升到50%，相當于其單位GDP能耗下降5%。而裝備制造業有利于帶動高技術產業發展，浙江裝備制造業的單位增加值能耗僅0.27，是平均水平的1/3。另外，第三產業意味著服務業的發展。在實體經濟較為發達的浙江，金融業已經走在全國的前列了。因此，節能減排的宏觀含義在于，現代服務業和裝備制造業的景氣度將會提升。浙江的調研和我們之前的判斷完全吻合。 　　

　　流動性問題：浙江太有“財”了 　　

　　浙江的金融數據和實業數據存在一定的背離。浙江的GDP總量排全國第四，但信貸總額卻排第二。浙江的流動性相對于其實體經濟總量來講，是過剩的。“浙江人”和“有錢人”在某些外地人心目直接劃了等號。那么，過剩的貨幣到哪里去了呢？ 　　

　　不光浙江，我們從新興工業化國家的經濟泡沫也看到了工業經濟向金融經濟過渡的故事。通過工業經濟和利潤增長，企業家積累了大量資金。而活躍的經濟也吸引商業銀行對該地域大量放貸。所以，實體經濟的長期持續增長，會有貨幣化的趨勢，表現為流動性充裕。充裕的流動性只有兩條路徑可走，一條是走出浙江、面向世界。實力小一點的企業到中西部投資，據當地官員估計，去年投資外地的浙江資金約為600億元。浙江的部分企業已經紛紛“走出去”了。杭蕭鋼構的故事已是眾人皆知；再比如，一個著名的鋼管企業，在剛果買銅礦，在越南加工。 　　

　　另一條路是金融投資。中信證券浙江的營業部在本系統內大都舉足輕重，而在股票的炒作上，浙江資金也充分展示了自身的不菲實力。金融投資還可以從融資渠道來觀察。前面講過，這里不算中國經濟最發達的地區，但浙江擁有中國最多的上市公司。僅紹興縣柯橋鎮，就有7家上市公司。企業有上市的偏好，居民有證券交易的偏好也在情理之中。 　　

　　把浙江的情形放大很可能就是中國未來經濟之路。未來中國的ODI規模必然更加龐大。最近的外匯投資公司就是這一趨勢下的產物。另一方面，中國的貨幣化還處于非常早期的階段，金融交易未來可能達到難以想象的規模。但遺憾的是，浙江還沒有表現出金融創新方面的天賦。因此，如何應對非常龐大的流動性，將是中國的一個持續性難題。 　　

　　浙江，未來中國的一面鏡子 　　

　　浙江是中國的一個縮影，也是未來中國的一面鏡子。經過長期的高速增長，浙江經濟率先面臨了內外交困的不利局面，外是貿易環境的惡化，內是資源的不斷緊缺。在這樣一個背景下，浙江被迫從規模擴張的外延式增長向質量提升的內涵式增長轉型。而實體經濟本身也有向貨幣經濟轉型的內在趨勢。在這些轉型過程中，諸多的難題提前暴露在浙江省。如何做好節能減排，實現可持續發展？如何成功轉型，保持國際競爭力？如何引導資金，防范金融泡沫？浙江的難題也是中國的難題，浙江的經驗也是中國的經驗。 　　

　　蘇東坡在杭州做太守時，留下了“溪山處處皆可廬”的詩句。我們此處略顯牽強地借用過來，表達我們認為浙江經濟很多地方都可以成為全國經濟之征兆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