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于民營企業，這更是一個資金瓶頸的時代。斷裂的資金鏈上，總是不停演繹著各種版本的傳說，結局卻出奇地相似，喜劇寥寥，悲劇不停，結尾往往蹈著同一個覆轍：曾經風光無限，如今步履維艱甚至轟然倒塌。如果企業因為遭遇資金鏈危機而元氣大傷甚至戛然而止還不足以讓大家震感，而民企老板以生命為資金鏈危機劃句號，足見“資金鏈危機猛于虎”。

　　僅2008年，我們就看到一連串讓我們觸目驚心的民企死亡名單：

　　2008年1月15日晚，惠州陳江一臺資企業企業女老板，因生意上兩次受騙，加上公司經營不善等原因，欠下70余家供應商300萬元債務；接近年關，供應商紛紛上門討債，該企業老板不勝壓力服藥自殺，自殺未遂；

　　2008年5月24日，51歲的景德鎮市信義房地產開發集團董事長邵和諧在家里上吊身亡。這個曾開發了陶瓷大世界、陶藝山莊等著名的景德鎮樓盤的房產大佬，個人資產達到1.2億人民幣，卻被高利貸所逼自殺身亡；

　　2008年7月19日，永嘉甌北的浙江云光泵閥制造有限公司老板朱吉光，為葉姓朋友擔保1000多萬元高利貸，因不堪“債主”輪番逼債，在樂清一家賓館服毒自殺；

　　2008年8月12日，蘭溪浙江一新制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鄭亞津在辦公室自殺身亡。這家創建于1989年的企業，曾一度為全國中成藥50強企業，但鄭亞津最終因資金鏈危機而撐不下去……

  　資金鏈危機已成為民營企業的夢魘，融資無門和盲目擴張的匱乏成為勒在他們脖子上的兩道主要繩索。

　　有不少民企企業家調侃，他們正遭遇“4把刀子和一根繩子”。“4把刀子”指的是原材料價格上漲、人民幣升值、勞動力成本提高和外貿困境，“一根繩子”信貸收緊，企業主拿著這根繩子在等死。很顯然，有不少撐不下去的民營企業家已經開始自尋死路“解脫”了。

　　美國財長鮑爾森曾說，“中國經濟的50%是由中小企業貢獻的，可是他們得到的銀行貸款才不到5%，大部分的銀行貸款則流進了國企，而在美國，這種狀況正好是倒過來的”。“貸款難，難于上青天”一直是民營企業的融資狀態，而2008年中央一陣緊一陣的宏觀調控，讓民企融資渠道變得更加狹窄。如“加息”、“提高存款金準備率”等金融政策，使得銀行信貸的大門幾乎全部向民營企業關閉了。民營企業融資走不了“官路”，就只能走羊腸小道甚至旁門左道了，如借高利貸。但借得的高利貸也是杯水車薪，難以挽救企業危機，無法實現資金回籠，償還不了高利貸，而高利貸“利滾利”，已經變成大雪球了。當民企老板無法兌現償還承諾時，潛伏在灰色地帶的某些高利貸就可能以暴力相挾了，最終導致民企老板自殺這樣的悲劇。

　　針對當前經濟過熱的狀況，國家趨緊的宏觀調控政策是從大局出發，一方面有利于抑制經濟過熱，也有利于實現企業的優勝劣汰。但是，應注意度，不宜過快，過猛，更不能一竿子打死。中央連續的組合拳，讓大部分企業都走到資金鏈危機的懸崖邊上，連不少資質好的企業也難以“獨善其身”，反而與宏觀調控的初衷相差甚遠了。盡管現在宏觀調控政策有放松的跡象，如貨幣政策松動、中央財政今年將安排中小企業專項資金35.1億元，但先前趨緊的貨幣政策的影響仍然存在，民營企業要重煥生機需要更多的回暖政策。

　　商場上講究“剩者為王”，盡管民企的冬天來了，但只要穿上過冬的棉衣，咬咬牙，熬到春天就能峰回路轉。但很多民營企業卻倒在一輪又一輪的大規模洗牌中，這與民企企業自身的控制力有關，即自不量力的擴大企業規模。把企業看成一個大筐，什么賺錢就把什么往里裝，卻忽略了企業自身是否具備消化多元化、擴張的能力。

　　曾經名噪一時的金烏集團董事長張政建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張政建領銜的金烏集團，總資產逾10億，卻背負著總計17億元的債務——約8億的民間本金、約6億的民間高利息、2.98億的銀行融資、約5000萬的銀行利息。

　　張政建之所以在資金鏈折戟沉沙，一方面源于他他先中了大舉擴張的毒，如成立金烏集團后先后向襪業、服裝加工、紡織原材料批發、現代農業開發、酒店服務業、商貿等進軍，攤子鋪得過大。由于攤子大，亟需資金，但銀行的謹小慎微顯然不能滿足張政建的胃口，于是從2006年開始，金烏集團的民間借貸規模開始增加。但是，張政建的投資大多是大規模的“土地”擴張，如山圖服飾120多萬畝工業土地和廠房、還未建造的高慧酒店用地、江濱路的商務樓資產，這些項目在短期內無法得到回報，這恰好點中企業高利貸的死穴。很多企業老板表示，有以下三類企業最容易死掉：

　　一是借高利貸的死掉，借高利貸像吸鴉片，企業早晚要死掉；二是老板搞賭博的會將企業輸掉；三是不顧實力盲目擴張的企業要死掉。

　　金烏集團占了兩條，因而出現資金鏈危機已沒有懸念。三十年的經濟突起，催生著很多企業家的“做大做強”的夢想，他們太想讓企業枝繁葉茂甚至獨木成林，卻忽略了企業的根還不夠深，不夠大，只是流沙帝國。

　　如果讓民營企業家用生命為資金鏈的危機買單，這不僅是民營企業家個人的悲哀，更是整個經濟變革的悲哀。為了減少悲劇的發生，我們希望政府的保護傘撐得再大一些，貨幣政策再溫和一些，而民營企業自身也在做規模加減法時也變得更為有理、有利、有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