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改革開放初期，科技人員業余兼職是個敏感的話題，遠超工資的酬金是不是“受賄”——

　　“星期日工程師”功罪風波

　　今天，“招才引智”已成為各地在招商引資的同時加快發展經濟的重要手段，而科技人才的靈活流動以及他們憑著提供自身的知識和技術服務從需求方獲取報酬，也早已是人們見慣不慣的常態了。 
 
        但是在將近30年前，在計劃經濟體制背景下，很多國營單位的科技人員是在偷偷摸摸的狀態下，向鄉鎮企業提供服務并收獲報酬的，這些在職人員往往是星期六下午到鄉鎮企業，星期日干活，周一又出現在原單位上班，史稱"星期日工程師"。

　　在“星期日工程師”現象中，科技人才的命運亦是值得關注的焦點。當時絕非個別的極端案例中，上海和武漢都有收取報酬的科技人員被原單位告發，最后以"受賄罪"送上法庭并判刑。他們隨即被平反，而中國也選擇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某種意義上，知識的命運在市場經濟中找到了新的方向。

　　“星期日工程師”何以興起——

　　有事做,有錢掙,有面子

　　從上海驅車沿著申蘇浙晥高速到緊鄰上海青浦區的江蘇吳江市，如今不過半個鐘頭而已，一天打兩個來回都挺方便。30年前，上海的"星期日工程師"到吳江去，要么在周六下午搭上慢吞吞的長途車，要么到十六鋪客運碼頭，坐一夜的船，穿越密布的水網到達吳江的很多鄉鎮，那里，有著極度渴望他們星期天能出現并提供幫助的簡陋小廠。

　　是的，這些來自大上海的工程師也只有在星期天能出現在包括吳江在內的蘇南鄉鎮上。那個年頭，盡管路上要吃些辛苦，但工程師們的情緒都是不錯的。有一種概括性的說法是，上海的工程師們下鄉一是有事做，二是有錢掙，三是有面子，這比窩在國營單位里拿死工資可強多了。

　　"我是八級技師，當時跟工程師待遇差不多吧，月工資五六十塊錢，養家絕對是夠了，要是再肯跑一趟鄉下，去一次賺個一百多塊是很正常的"，今年60歲的上海人虞金明沒賺過這個"一百多"，但他清楚得記得當時的"行情"。虞1986年來到吳江菀坪縫紉機零件廠擔任技術廠長，之前他任職于從上海整體搬遷到西安的中國標準縫紉機公司，休假回上海的時候會去菀坪的聯營協作廠里技術指導，"我不是星期天工程師，去也算是出差不收錢的，但那陣子廠里星期天請上海的師傅過來還是挺多的"。

　　如今已是私營企業老總的潘國明，1982年時正擔任剛剛創辦的吳江菀坪縫紉機零件廠廠長。他還清晰地記得當時從上海縫紉機零件六廠下鄉來幫忙的每一個工程師的名字，"黃明昶，王友生，陳邦良，方健，當時都是30多歲的人吶，有技術，精力也好，一到星期天他們就從上海過來了"。潘國明說，當時工業縫紉機設備制造在國內才起步，國營大廠有技術優勢，"我們的廠原來是公社的碾米廠，看準了縫紉機市場好，就轉成縫紉機廠了，但是技術、設備和市場銷售都不在行，好在有熟人搭橋，請來上海師傅了"。

　　"他們帶技術資料過來，幫我們把關零件生產的工藝流程和工藝標準，每個師傅都有專長，有搞熱處理的，精加工的，測量的，都是一把好手"，潘國明至今提起這些人來仍是津津樂道。

　　當時的中國，國內科技人員號稱有800萬名，其中1/3閑置無事。新興的鄉鎮企業則人才短缺，蘇、錫、常地區因而占盡了上海"星期日工程師"的便宜，成為上海智力及技術技能資源的強輻射區。回顧"蘇南模式"中七八十年代萌芽和勃興的大批鄉鎮企業，一方面催生了上海為數眾多的"星期日工程師"的誕生，另一方面其發展也正得益于這些短期流動的科技人才。1988年第16期《瞭望》雜志的報道稱，在上海，這個人群在鼎盛時期估計有兩萬余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