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改革開放30年看雙星發展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宏觀經濟出現了6次比較明顯的波動,包括5次通貨膨脹、經濟過熱和1次通脹緊縮,經歷了6次比較大的宏觀調控。而在中國的企業發展史上,雙星的30年,是改革開放的30年,是雙星奮斗的30年,是雙星發展的30年,是雙星輝煌的30年。
在雙星,折射出我國國有企業幾十年變革史的光輝。雙星所走的路,在一定意義上展現了中國改革開放的“縮影”。
30年來,隨著中國宏觀經濟調控和市場的大浪淘沙,自始至終從事傳統制造業的雙星,屹立市場30年不倒,而且滾雪球般做大——資產總額從800萬元增加到60億元;銷售收入由不足3000萬元增加到100多億元;由單一從事制鞋業,發展成為擁有制鞋、輪胎、機械、服裝、熱電五大產業的綜合性制造加工業大集團。
1988年,全國20位優秀企業家在中南海意氣風發地接受國家領導人的頒獎;2003年11月14日,有關媒體千方百計從全國各地找來“首屆全國優秀企業家”獲獎者,組織了一次“15年后再相聚”的活動,首屆優秀企業家只到了10位。20年過去了, 20位企業家中,一直留在國企并至今活躍在國有企業領導舞臺上的只有汪海一人。
軍人出身的汪海,今年67歲,當了35年企業領導人,這其中改革開放占了30年。汪海帶過兵,打過仗,在一個國企中30年沒挪窩。中國改革開放30年,他既是一個實踐者,也是一個見證人。從中國計劃經濟到市場經濟,他經歷了種種的變革。1975年,轉業后的他調進了雙星集團的前身——青島市第九橡膠廠。30多年間,汪海執掌下的雙星摸著石頭過河,以“敢為天下先”著稱,在國有企業中率先打破統配包銷,率先由二產轉三產,率先進行低成本擴張,率先實行國有民營,經歷了中國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的全過程。
雙星在1983年進入市場,是在無奈之下作出的選擇。
1978-1983年,中國處于短缺經濟與計劃經濟的狀態,行政和計劃仍是宏觀調控的主要手段,國家在這一時期采用的主要是行政和計劃辦法。1983年,有著2000多名職工的青島橡膠九廠仍是跟著國家計劃轉,數十年一貫制地生產“解放鞋”,原料由國家統配,產品由國家包銷。但到了這年年底,初期的改革開放使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之間出現了真空,商業部門告訴橡膠九廠,“傻大笨粗”的解放鞋賣不出去,拒絕收購。剛剛被任命為青島橡膠九廠黨委書記的汪海,面對堆積如山的200萬雙解放鞋,被逼之下邁出了“自銷”的第一步,在一個個冬夜里,由汪海帶領,將解放鞋偷偷運出廠自己銷售。很快,風聲走漏,商業部門大怒,聲稱今后停止包銷他們生產的任何產品。商業部門的憤怒并非沒有緣由——這家企業竟然置“紅頭文件”于不顧,作出明目張膽的違規行為。但那時的汪海,除了將解放鞋賣出去,讓企業生存下來,已經管不了太多。在他的帶領下,職工們索性在大白天背著鞋箱闖市場,不但在青島本地賣,還跑到煙臺、石家莊、南京、蘭州賣,一年過后,200萬雙解放鞋全部賣了出去,企業因此活了下來。
在1984年的時候,中國的人事仍是任命制,講文憑、講學歷,人事任命上級和“紅頭文件”說了算,當時全中國還沒有一家敢實行聘任制的。
砸掉計劃經濟舊體制、舊機制的鎖鏈,打破身份界限,砸掉了“舊三鐵”(鐵飯碗、鐵工資、鐵交椅)和“新三鐵”(鐵鎖鏈、鐵欄桿、鐵關系),偷著到農村招收農民工,雙星又是第一家。
當時,橡膠九廠的機構設置早已嚴重脫離了生產、銷售的實際需要。汪海在實際工作中真切感受到了舊的管理模式弊端叢生,當時企業吃國家“大鍋飯”,職工吃企業“大鍋飯”,生產效率低下的體制窒息了企業的生機和活力。汪海決定機構優化。矛盾爆發了,有人質問汪海:“你有政策根據嗎?”一些上級領導親屬組成的武裝部和安全科,拒不執行廠里的決定,告狀告到了國家勞動部,汪海絲毫沒有讓步,堅決將兩個科合并,并且將隊伍龐大的計劃科并進銷售科,進而將原先只有4個人的銷售科擴充為擁有600人的銷售公司。
汪海成了中國第一個打破“鐵飯碗”的人,全部合同制。
國有企業諸多弊病得到根治,效益好了、工資增加了,企業職工積極性自然更高了,企業得到突飛猛進的發展。
在市場的博弈中,鄧小平提出來的“發展才是硬道理”的改革理論給了汪海很大的啟示,他認識到,國有體制在競爭性行業中并不能保持持續發展的優勢。上世紀90年代初,汪海在有利于國有資產保值增值的前提下,將雙星經營公司進行承包買斷,完成了職工從“給公司賣鞋”到“給自己賣鞋”的轉變,把眾多雙星人送上了制造百萬富翁的流水線,同時為競爭性領域國有資產保值增值探索出一條新路。他還將鄧小平提出的“農村責任田”的方法移植到工廠,創造了雙星法制化、市場化“四自一包”管理新模式,將車間設備承包給職工個人,把企業的工作崗位變成了每位職工的“責任田”,實現了職工自己管理、自己算賬、自己減人、自己降耗,整個集團的生產效率提高30%以上。
改革以后,企業發展特別快。1992年后,中國改革開放的市場經濟體制初步建立,短缺經濟逐漸結束,出現了過剩現象。